宽于慈善不杵于物文字图片

①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这八个字的横逼

横批：批不是逼
完美

②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什么意思

内心宽厚，善良慈祥，不为身外之物的得失有任何情绪波动，自己的功名身价沉浮进退都泰然处之，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
出自崔光的《魏书·崔光传》，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 ，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

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太和六年 ，拜中书博士，转着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参赞迁都之谋，赐爵朝阳子，拜散骑常侍，黄门、着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寻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叙古事，因而赋诗三十八篇。还，仍兼侍中，以谋谟之功，进爵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见于色。有毁恶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皇兴初 ，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后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赎免。高祖闻而嘉之。虽处机近，曾不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而已。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如是。又从驾破陈显达。世宗即位，正除侍中。

初，光与李彪共撰国书。太和之末，彪解着作，专以史事任光。彪寻以罪废。世宗居谅暗，彪上表求成《魏书》，诏许之，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着述。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着作以让彪，世宗不许。迁太常卿，领齐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光表答曰：
臣谨按：《汉书·五行志》：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路𫐉中，雌鸡化为雄，毛变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臣窃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滋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贼”，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矣。向、邕并博达之士，考物验事，信而有证，诚可畏也。
臣以邕言推之，翅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招福；暗主视之弥慢，所用致祸。《诗》、《书》、《春秋》、秦、汉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观者也。今或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计，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为怨伤之魂。义阳屯师，盛夏未返；荆蛮狡猾，征人淹次。东州转输，往多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北方霜降，蚕妇辍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此亦贾谊哭叹、谷永切谏之时。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陛下为民父母，所宜矜恤。国重戎战，用兵犹火，内外怨弊，易以乱离。陛下纵欲忽天下，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先帝经营劬劳也？
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警天地之意，礼处左右，节其贵越。往者邓通、董贤之盛，爱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飨加罕，宴宗或阙，时应亲肃郊庙，延敬诸父。检访四方，务加休息，爰发慈旨，抚赈贫瘼。简费山池，减撤声饮，昼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刍荛，进贤黜佞。则兆庶幸甚，妖弭庆进，祯祥集矣。
世宗览之，大悦。后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于是礼光愈重，加抚军将军。
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气郁长，非有根种，柔脆之质，凋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斧斤。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罕起殿堂高华之所。今极宇崇丽，墙筑工密，粪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焱?构，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以为败亡之象。然惧灾修德者，咸致休庆；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是故桑谷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鸱鹊巢于庙殿，枭鵩鸣于宫寝，菌生宾阶轩坐之正，准诸往记，信可为诫。且东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侧躬耸诚，惟新圣道。节夜饮之忻，强朝御之膳，养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
四年秋，除中书令，进号镇东将军。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世宗纳之。
延昌元年春，迁中书监，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东宫，召光与黄门甄琛、广阳王渊等，并赐坐。诏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今当为太子师傅。”光起拜固辞，诏不许。即命肃宗出，从者十余人，敕以光为傅之意，令肃宗拜光。光又拜辞，不当受太子拜，复不蒙许，肃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毕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于是赐光绣彩一百匹，琛、渊等各有差。寻授太子少傅。三年，迁右光禄大夫，侍中、监如故。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与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迎肃宗于东宫，安抚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后二日，广平王怀扶疾入临，以母弟之亲，径至太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诸人皆愕然相视，无敢抗对者。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怀声泪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还，频遣左右致谢。
初，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着作。惠蔚首尾五载，无所厝意。至是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表光宜还史任，于是诏光还领着作。四月，迁特进。五月，以奉迎肃宗之功，封光博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七月，领国子祭酒。八月，诏光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寻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灵太后临朝之后，光累表逊位。于忠擅权，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绶冠服茅土，表至十余上。灵太后优答不许。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师、高阳王雍等奏举光授肃宗经。初，光有德于灵太后，语在《于忠传》。四月，更封光平恩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以朝阳伯转授第二子勖。其月，敕赐羊车一乘。
时灵太后临朝，每于后园亲执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因以致谏曰：“孔子云：‘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谓礼、乐、书、数、射、御。明前四业，丈夫妇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贤妃烈媛，母仪家国，垂训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怀德，率遵仁礼。是以汉后马邓，术迈祖考，羊嫔蔡氏，具体伯喈。伏惟皇太后，含圣履仁，临朝阐化，肃雍恺悌，靖徽齐穆，孝祀通于神明，和风溢于区宇。因时暇豫，清暑林园，远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发，必中正鹄，威灵遐畅，义震上下。文武慑心，左右悦目，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不窥重仞，安见富美。天情冲谦，动容祗愧，以为举非蚕织，事存无功，岂谓应乾顺民，裁成辅相者哉。臣不胜庆幸，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其集具在内，伏愿以时披览，仰裨未闻。息弯挟之劳，纳闲拱之泰，颐精养寿，栖神翰林。”
是秋，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光表谏曰：“《礼记》云：‘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时归宁，亲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纪陈、宋、齐之女并为周王后，无适本国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许嫁唁兄，又义不得；卫女思归，以礼自抑；《载驰》、《竹竿》所为作也。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传皆缀集，以垂来咏。昨轩驾频出，幸冯翊君、任城王第，虽渐中秋，余热尚蒸，衡盖往还，圣躬烦倦。丰厨嘉醴，罄竭时羞，上寿弗限一觞，方丈甘逾百品，旦及日斜，接对不憩，非谓顺时而游，奉养有度。纵云辇崇凉，御筵安畅，左右仆侍，众过千百，扶卫跋涉，袍甲在身，蒙曝尘日，涣汗流离，致时饥渴，餐饭不赡，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昔人称陛下甚乐，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灵炳曜，坤仪挺茂，诞育帝躬，维兴魏道。德逾文母，仁迈和憙。亲以天至，远异莫间；爱由真固，非俟虚隆。纡屈銮驾，降临闉里，荣光帝京，士女藻悦。白首之耋，欣遇牺年；青衿之童，庆属唐日。千载之所难，一朝之为易，非至明超古，忘骄释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来，莫正斯美，兴居出入，自当坦然，岂同往嫌，曲有矫避。但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贻厥后矩，天下为公，亿兆己任。专荐郊庙，止决大政，辅养神和，简息游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臣过荷恩荣，所知必尽，嘿嘿唯唯，愚窃未敢，轻陈狂瞽，分贻宪坐。”
神龟元年夏，光表曰：“《诗》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书》始稽古，《易》本山火，观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囗实，匡张训说。安世记箧于汾南，伯山抱卷于河右。元始孤论，充汉帝之坐；孟皇片字，悬魏王之帐。前哲之宝重坟籍，珍爱分篆，犹若此之至也。矧乃圣典鸿经，炳勒金石，理为国楷，义成家范，迹实世模，事则人轨，千载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毁，积榛棘而弗扫，为鼯鼬之所栖宿，童竖之所登踞者哉！诚可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纵睿，垂心初学，儒业方熙。皇太后钦明慈淑，临制统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将披云台而问礼，拂麟阁以招贤。诚宜远开阙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宫庙，旧校为墟，子衿永替。岂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则也？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继以曹氏《典论》，初乃三百余载，计末向二十纪矣。昔来虽屡经戎乱，犹未大崩侵。如闻往者刺史临州，多构图寺，道俗诸用，稍有发掘，基蹠泥灰，或出于此。皇都始迁，尚可补复，军国务殷，遂不存检。官私显隐，渐加剥撤。播麦纳菽，秋春相因，囗生蒿杞，时致火燎，由是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职忝胄教，参掌经训，不能缮修颓坠，兴复生业，倍深惭耻。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于后，灵太后废，遂寝。
二年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光表谏曰：“伏见亲升上级，伫跸表刹之下，祗心图构，诚为福善。圣躬玉趾，非所践陟，臣庶恇惶，窃谓未可。按《礼记》：‘为人子者，不登高，不临深。’古贤有言：策画失于庙堂，大人蹶于中野。《汉书》：上欲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停舆曰：‘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车败马惊，奈高庙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庙出，欲御楼船。薛广德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以血污车轮。’乐正子春，曾参弟子，亦称至孝，固自谨慎，堂基不过一尺，犹有伤足之愧。永宁累级，阁道回隘，以柔懦之宝体，乘至峻之重峭，万一差跌，千悔何追？《礼》：将祭宗庙，必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然后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虽容像未建，已为神明之宅。方加雕缋，饰丽丹青，人心所祗，锐观滋甚，登者既众，异怀若面。纵一人之身恒尽诚洁，岂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独升，必有扈侍，惧或忘慎，非饮酒茹荤而已。昨风霾暴兴，红尘四塞，白日昼昏，特可惊畏。《春秋》：宋、卫、陈、郑同日而灾，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祸。去皇兴中，青州七级亦号崇壮，夜为上火所焚。虽梓慎、裨灶之明，尚不能逆克端兆。变起仓卒，预备不虞。天道幽远，自昔深诫。墟墓必哀，庙社致敬，望茔凄恸，入门耸栗，适墓不登陇，未有升陟之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其下无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经》，宝塔高华，堪室千万，唯盛言香花礼拜，岂有登上之义？独称三宝阶，从上而下，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超世奇绝，莫可而拟。恭敬拜跽，悉在下级。远存瞩眺，周见山河，因其所眄，增发嬉笑。未能级级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凑集。上行下从，理势以然，迄于无穷，岂长世竞慕一登而可抑断哉？盖心信为本，形敬乃末，重实轻根，靖实躁君，恭己正南面者，岂月乘峻极，旬御层阶。今经始既就，子来自劝，基构已兴，雕绚渐起，紫山华台，即其宫也。伏愿息躬亲之劳，广风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条限，以遏嚣污，永归清寂。下竭肃穆之诚，上展瞻仰之敬。勿践勿履，显固亿龄，融教阐悟，不其博欤？”
九月，灵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谏曰：“伏闻明后当亲幸嵩高，往还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遂，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还，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辕关峭险，山路危狭，圣驾清道，当务万安。乘履涧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数百，飘曝弥日，仰亏和豫。七庙上灵，容或未许；亿兆下心，实用悚栗。且藏蛰节远，昆虫布列，蠉蠕之类，盈于川原，车马辗蹈，必有类杀。慈矜好生，应垂未测，诚恐悠悠之议，将谓为福兴罪。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抚之，犹惧离散，乃于收敛初辰，致此行举，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远览虞舜，恭己无为；近遵《老》、《易》，不出户牖。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动循典防，纳诸轨仪，委司责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悦。”灵太后不从。
正光元年冬，赐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肃宗亲释奠国学，光执经南面，百僚陪列。司徒、京兆王继频上表以位让光。夏四月，以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着作如故。光表固辞历年，终不肯受。
八月，获秃鹙鸟于宫内，诏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鸟，此即《诗》所谓‘有鹙在梁’，解云‘秃鹙也’，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鹈鹕集于灵芝池，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博求贤俊，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臣闻野物入舍，古人以为不善，是以张臶恶任?，贾谊忌鵩。鹈鹕暂集而去，前王犹为至诫，况今亲入宫禁，为人所获，方被畜养，晏然不以为惧。准诸往义，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资鱼肉，菽麦稻粱，时或餐啄，一食之费，容过斤镒。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陛下为民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形恶声哉？卫侯好鹤，曹伯爱雁，身死国灭，可为寒心。陛下学通《春秋》，亲览前事，何得口咏其言，行违其道！诚愿远师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贤，消灾集庆。放无用之物，委之川泽，取乐琴书，颐养神性。”肃宗览表大悦，即弃之池泽。
诏召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三年六月，诏光乘步挽至东西上阁。九月，进位太保，光又固辞。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着作，疾笃不归。四年十月，肃宗亲临省疾，诏断宾客，中使相望，为止声乐，罢诸游眺。拜长子励为齐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气力虽微，神明不乱。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肃宗闻而悲泣，中使相寻，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四百斤，大鸿胪监护丧事。车驾亲临，抚尸恸哭。御辇还宫，流涕于路，为减常膳，言则追伤。每至光坐诵读之处，未尝不改容凄悼。五年正月，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后部鼓吹、班剑，依太保、广阳王故事，谥文宣公。肃宗祖丧建春门外，望?需哀感，儒者荣之。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
光宽和慈善，不逆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广、黄琼之为人，故为气概者所不重。始领军于忠以光旧德，甚信重焉，每事筹决，光亦倾身事之。元叉于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见杀，清河王怿遇祸，光随时俯仰，竟不匡救，于是天下讥之。自从贵达，罕所申荐。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云敬徽为荆州五陇戍主，女随夫行，常虑寇抄，南北分张，乞为徐州长史、兼别驾，暂集京师。肃宗许之。时人比之张禹。光初为黄门，则让宋弁；为中书监，让汝南王悦；为太常，让刘芳；为少傅，让元暐、穆绍、甄琛；为国子祭酒，让清河王怿、任城王澄；为车骑、仪同，让江阳王继，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皆顾望时情，议者以为矫饰。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以贵重为后坐疑于讲次。凡所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五十余卷，别有集。光十一子，励、勖、勔、劝、劼、勊、勍、劬、、、勉。
（见《魏书·列传第五十五》）

③ 论儒家（道家）文化的慈善思想及其影响

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点则在于对“慈”的理解。

“慈”，《说文》只注二字：“爱也。”《左传》：“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发挥道：“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这就把中国古代对慈及爱的理解讲得比较清楚了：慈，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的爱，她的恩惠要遍施于万物，当然首先是人。汉代贾谊讲：“恻隐怜人，谓之慈。”对人，要有恻隐同情之心，将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危难当做自己的危难。及到北宋张载，更提出了着名的社会伦理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希望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乃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推己及人，才能称得上真慈真爱。

自从两汉之际(公无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大慈”。这种解释与中国固有传统中对“慈”的解释如“恩被于物”、“恻隐怜人”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显现出相互融合的浓厚基础。在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慈悲意识与慈善事业一起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中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们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在沿用一个褒义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献出悠悠此生。历史上曾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这种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不去计较信仰观念，客观上为社会做奉献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观念相应，佛家提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认为最崇高的慈爱与无条件的最宽泛的悲悯是无分别的。果报已不再是慈善的目的。当然，比起一般的“行善得报”，这已是另一番境界，而照佛家说，这才真是“功德无量”的。《金刚经》明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谓：“不住相布施”，是指“三轮体空”，即以施者、受者及所施之财作为“三轮”，“施者反观体空，本无一物”，称作“理空”；受者观身无相，观法无名；身尚不有，物从何受”，称作“受空”；施受既空，彼此不妄，其物自空”称作“物空”。“三轮”所指都是“有为法”，如果不把心挂系在因“有为法”而获得福上，便不受“生、住、异、灭”的局限，那么当然就是“功德无量”了。

与儒释两家相呼应，道家也曾对慈善大加倡导。最为着名的是《太上感应篇》，被称为“道家劝善之书”，“其文，尚朴不事浮华；其言，举事以明功罪。”从此书所劝善行来看，大多是为救济当时社会贫苦民众的。例如：“一、收街市弃儿，雇人代养。…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贫人入本宅养济院。…三、普济应验汤药。…七、赈济穷民。…八、修造桥梁，开河铺路。…”《太上感应篇”，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百万，命工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尽管其中大致是依照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老模式，以因果报应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向普通民众做深入浅出的推广，常常受到鄙夷俚俗都的讥讽，但一千多年来，这种传播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却是值得予以高度评价的。佛道两家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在慈善积德方面却是一致的，半个世纪之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亲自作序褒所。而就在四五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委员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心之良苦，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家都对“慈善”给予了应有的推崇和重视，并以其各自的不断阐扬和不断实践，丰富了“慈善”的内涵。赵朴初先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中的处世伦理时，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人讲“爱心”只要讲LOVE就可以了；而中国人，却喜欢讲“慈爱”：KIND AND LOVE。这是传统慈善观念在民众中造成的深刻的潜意识。尽管时代不同了，某些在旧日认为合情合理的方式，如今早已不合时宜，但倡慈劝善的传统却永远不会是过时的，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就现实而言，似乎应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便给“慈善”的内涵注入内在的活力。回首传统，可以看到“慈善”之内涵的清晰结构：最核心的部分是培育“恻隐之心”，启发“本有佛性”，倡导“民胞物与”、“大慈大悲”的襟怀；而在可操作性上，则应顺应人们的功利意识，将一己之私利与他人之福利建立在一种平衡协调、良性互动的观念定式中，在人们中造成一种只要有能力就应该投入慈善事业的社会趋向。在历史上，无论从基本理念还是从可操作性而言，以公平中介的形象出现的宗教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的慈善事业中，宗教肯定还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作为非宗教的那部分慈善事业，如何从“慈善”的传统内涵中找到可借鉴的成分，从而形成从核心理念到可操作性，表里呼应、行之有效的新结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新课题。

简而言之，使“慈善”这个概念从古老变成新鲜，它的现实意义便将变成历史意义。

④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简化为两字取名为哪两字

善容

⑤ "宽于慈善不仵于物"是什么意思

"宽于慈善不仵于物"的含义是：内心宽厚,善良慈祥,不为身外之物的得失有任何情绪波动。

⑥ 佛教的介绍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历史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再加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①婆罗门（宗教祭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②刹帝利（武士阶层，后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③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④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着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称为“贱民”， “不可触者”（untouchable）。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婆罗门教强调向天神祭祀献供，每年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包括马祭、祖先祭、天神祭、梵祭、精灵祭种种献祭。献祭时要屠宰大量牲畜，信徒们耗费大量财物，甚至土地献祭给神——实际归婆罗门。

公元前5~6世纪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国家的兴起，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人数比较多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的财富和势力增加。他们对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至上的旧种姓制度不满，而且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化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即沙门思潮。其中，在尼泊尔国南部的释迦族中有一位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他也接受了沙门思潮。决心建立一种新宗教——佛教，它吸收原来婆罗门教的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佛教的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作用，也还需要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

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象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反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能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究其原因可能是印度教更加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到了近代，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也进行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如取消古婆罗门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制等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内容，对繁琐的宗教仪式进行简化等。使得印度教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印度大多数人信奉此教，但是旧宗教中的种姓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陋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存在。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随着阿拉伯波斯帝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而得到传播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基础。特别在由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佛教虽然在古印度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成为了国教，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但是到了9世纪以后，印度教经过改革后逐渐兴盛，而佛教僧团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到12世纪阿拉伯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印度，统治者排斥佛教，很多佛教的重要寺院被毁。到13世纪初，印度的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直到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了约700年的佛教又出现了复兴。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恢复了一些佛教胜地，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特别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 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以后又有几百万“贱民”陆续由印度教皈依佛教。在印度，虽然佛教徒只占印度人口的0.6%，但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下层民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能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着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的翻译最着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具传当时为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早在秦朝，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一种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在秦始皇时代，始皇帝就派了徐福带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始皇帝也没有能长生不死。当时，朝廷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秦朝皇帝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秦朝，不料这时秦朝发生内乱姚苌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皇帝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最后，皇帝没有来得及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有一个传说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罪自新便可成佛。就是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使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很吻合。我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梁武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位高僧，马上就召见达摩。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象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梁武帝又问达摩：“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这个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世界佛教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到唐朝时代（公元618——907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等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佛他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他是生于周昭王廿六年甲寅，跟现代外国人考据不一样，年代相差很多。佛入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年，世寿七十九岁，我们通常讲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岁，实际是七十九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虚岁，虚岁是八十岁，实足年龄是七十九岁圆寂的。如果根据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年，应该是三千零十五年，虚云老和尚以及我们中国从前的古大德们，都是用中国的记载。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会，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为自己的组成方面。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但不是正式的，正式是国家派了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这是正式的，正式来是在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到中国来之后，因为是中国皇帝迎请他过来的，所以是以国宾的礼节来对待他，来了之后，与我们朝野人士谈的很投机，我们非常欢迎他，希望他能常住中国。最初来的二位法师，是竺法兰和摩腾，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来，为中国朝野所接受，来到中国之后，是国家招待他们，就好像现在的外交部礼宾司来接待，那时候的政治制度与现在不相同，现在的外交部都在行政院之下，从前的外交部不归宰相管理，外交直接归皇帝管辖，那时的外交部也不叫这个名称，而叫做鸿胪寺。所以诸位要明了佛教中的寺是怎么来的？寺是汉朝的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它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辖的一级单位，直接属于皇帝督导的，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寺的长官叫做卿，我们称做公卿，鸿胪寺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所以由鸿胪寺来接待，以后由于想把他们常留在中国，这样一来，鸿胪寺不能长远招待他们，因此皇帝下面再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从九个寺增加到十个寺，这个寺就是佛寺，佛寺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当时首都在洛阳，故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寺，要知道这个寺的来源？它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它所办的事？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佛教它实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这一点一定要明了，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跟我们中国的儒家一样，是孔老夫子的教育，过去中国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自古以来我们即晓得教育的重要，礼记学记篇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政治要能上轨道，人民要能过真正安和乐利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教育。中国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原因就是教育失败，教育政策错误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苦难。中国过去帝王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部在一切政治设施中列于第一，名为礼部，宰相下面六个部是以礼部为第一，把教育摆在第一，佛教也是教育，是外来的教育，但是它的教育的思想基础，跟我们中国教育的理想完全相应，中国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是孝亲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一来，东西方的圣人就不谋而合，如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当时的礼部负责一般的教育，替国家选拔人才。皇帝下面就增加了一个佛教教育部，白马寺实在讲就是佛教的教育部，是归皇帝管的，而不是宰相管辖的，因此中国有了二个教育部，而佛教的教育以后比儒家教育更是普及，这是由于皇帝提倡，上行下效，没有多久，佛教教育就传遍了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生活文化思想起了融合作用，与我们中国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实在讲，佛教到中国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了印度，历代修学成就之人非常之多，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所以佛教教育从汉朝起一直到清朝，国家社会以及全国老百姓都非常喜爱与认真的学习，带给中国几千年来的长治久安，是个很大的稳定力量，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与不可忽视的。当时的佛寺是佛陀教育的机关；唐朝以前佛寺的主要工作都是从事经典的翻译、经典的讲解、以及指导大众修行。以上是佛法传来中国的情形，我们了解以后，再介绍佛法二字的释义。

⑦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什么意思，求解。。。

意思：内心宽厚，善良慈祥，不为身外之物的得失有任何情绪波动，自己的功名身价沉浮进退都泰然处之，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

其中“宽于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出自《魏书·崔光传》。

原文：光宽和慈善，不逆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

主要告诉我们对待一切事情都可以平静地去对待，不要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也告诉我们不争的思想，一切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不要因为一些身外之物患得患失，这谢身外之物不值得我们去为表现情绪波动。

(7)宽于慈善不杵于物文字图片扩展阅读：

“内心宽厚，善良慈祥，不为身外之物的得失有任何情绪波动”是对自己的爱，“自己的功名身价沉浮进退都泰然处之，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是对自己心灵的维护。不患得患失，一切的事情都不在心里引起波动。

待人宽厚为人慈善，不得罪他人，不在意人生的起起伏伏，懂得让自己开心，对自己有所心得体会就够了，自己开心是对自己最大的不愧对。泰然处之、顺其自然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

⑧ 宗教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有无益处

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点则在于对“慈”的理解。

“慈”，《说文》只注二字：“爱也。”《左传》：“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发挥道：“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这就把中国古代对慈及爱的理解讲得比较清楚了：慈，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的爱，她的恩惠要遍施于万物，当然首先是人。汉代贾谊讲：“恻隐怜人，谓之慈。”对人，要有恻隐同情之心，将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危难当做自己的危难。及到北宋张载，更提出了着名的社会伦理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希望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乃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推己及人，才能称得上真慈真爱。

自从两汉之际(公无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大慈”。这种解释与中国固有传统中对“慈”的解释如“恩被于物”、“恻隐怜人”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显现出相互融合的浓厚基础。在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慈悲意识与慈善事业一起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中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们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在沿用一个褒义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献出悠悠此生。历史上曾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这种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不去计较信仰观念，客观上为社会做奉献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观念相应，佛家提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认为最崇高的慈爱与无条件的最宽泛的悲悯是无分别的。果报已不再是慈善的目的。当然，比起一般的“行善得报”，这已是另一番境界，而照佛家说，这才真是“功德无量”的。《金刚经》明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谓：“不住相布施”，是指“三轮体空”，即以施者、受者及所施之财作为“三轮”，“施者反观体空，本无一物”，称作“理空”；受者观身无相，观法无名；身尚不有，物从何受”，称作“受空”；施受既空，彼此不妄，其物自空”称作“物空”。“三轮”所指都是“有为法”，如果不把心挂系在因“有为法”而获得福上，便不受“生、住、异、灭”的局限，那么当然就是“功德无量”了。

与儒释两家相呼应，道家也曾对慈善大加倡导。最为着名的是《太上感应篇》，被称为“道家劝善之书”，“其文，尚朴不事浮华；其言，举事以明功罪。”从此书所劝善行来看，大多是为救济当时社会贫苦民众的。例如：“一、收街市弃儿，雇人代养。……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贫人入本宅养济院。……三、普济应验汤药。……七、赈济穷民。……八、修造桥梁，开河铺路。……”《太上感应篇”，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百万，命工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尽管其中大致是依照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老模式，以因果报应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向普通民众做深入浅出的推广，常常受到鄙夷俚俗都的讥讽，但一千多年来，这种传播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却是值得予以高度评价的。佛道两家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在慈善积德方面却是一致的，半个世纪之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亲自作序褒所。而就在四五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委员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心之良苦，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家都对“慈善”给予了应有的推崇和重视，并以其各自的不断阐扬和不断实践，丰富了“慈善”的内涵。赵朴初先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中的处世伦理时，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人讲“爱心”只要讲LOVE就可以了；而中国人，却喜欢讲“慈爱”：KIND AND LOVE。这是传统慈善观念在民众中造成的深刻的潜意识。尽管时代不同了，某些在旧日认为合情合理的方式，如今早已不合时宜，但倡慈劝善的传统却永远不会是过时的，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就现实而言，似乎应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便给“慈善”的内涵注入内在的活力。回首传统，可以看到“慈善”之内涵的清晰结构：最核心的部分是培育“恻隐之心”，启发“本有佛性”，倡导“民胞物与”、“大慈大悲”的襟怀；而在可操作性上，则应顺应人们的功利意识，将一己之私利与他人之福利建立在一种平衡协调、良性互动的观念定式中，在人们中造成一种只要有能力就应该投入慈善事业的社会趋向。在历史上，无论从基本理念还是从可操作性而言，以公平中介的形象出现的宗教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的慈善事业中，宗教肯定还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作为非宗教的那部分慈善事业，如何从“慈善”的传统内涵中找到可借鉴的成分，从而形成从核心理念到可操作性，表里呼应、行之有效的新结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新课题。

简而言之，使“慈善”这个概念从古老变成新鲜，它的现实意义便将变成历史意义。

⑨ 不忤于物,自得而已是什么意思 《魏书·崔光传》中“光宽与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

待人宽厚为人慈善,不得罪他人,不在意人生的起起伏伏,懂得让自己开心,对自己有所心得体会就够了.

⑩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的下联是那句

宽于慈善，不逆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

出处：《魏书·崔光传》。

翻译：待人宽厚为人慈善,不得罪他人,不在意人生的起起伏伏,懂得让自己开心,对自己有所心得体会就够了”。

(10)宽于慈善不杵于物文字图片扩展阅读

崔光关心民瘼，擅长辞令，常以委婉之词规谏皇帝。一日，禁卫捕获一秃鹫，饲于宫中。崔光得知上表说：“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于殿廷，饕餮之禽必资鱼肉”，“陛下为人父母，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类恶声哉？”以此规谏皇帝。皇帝从之，将鹫弃放于野。

北魏王朝在北方雄霸多年，西边各小国进贡不绝，又和南朝往来贸易，府库充盈，万物皆备。胡太后有一次去盛放绢布的仓库巡玩，对从行的王公嫔主一百多人下令，让众人依自己力气，随意取绢。这些人丑态百出，使尽气力左夹右扛成百匹地往家里搬。

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最贪心，负绢过重，颠仆在地，一人伤腰，一人伤脚，太后又笑又怒，让卫士把两人赶出仓库，一匹绢也不给他们，当时被人作为笑柄。惟独侍中崔光只取两匹绢，太后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取这么少。崔光回答：“臣两手只能拿两匹”。一旁众人都涨红脸，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