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文字圖片

Ⅰ 王安憶的《長恨歌》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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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王安憶簡介

王安憶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當代作家、文學家。

1954年3月生於江蘇南京，

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團工作。

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

1981年初與李章結婚。

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

1996年發表個人代表作《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2004年《發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王安憶的創作特色

可以說在王安憶的創作過程中始終呈現出一種傾向，那就是捕捉蘊含豐富的主題意象，用以營造象徵化的、隱喻性的敘述空間，更是通過在小說中編織一連串的意象，通過意象疊加和組合的方式來結構和拓展敘述空間，使小說文本的敘述空間更富有立體感和層次感。

「主題意象在作品中構建起與文本世界相呼應的象徵世界，由於象徵意義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它不顯示精確的語義值，這就使敘述的時空淡化了作品的情節線索和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邏輯，造成一種虛實交錯、明暗掩映的模糊風格。

Ⅲ 有關王安憶的簡介

姓名：王安憶 性別：女 出生年月：1954年 出生地：南京 籍貫：福建同安
王安憶（女）（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縣，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鵑的次女。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學，1967年入向明中學讀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隊。1972年考人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在樂隊拉大提琴，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78年調上海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任編輯。1980年曾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因發表短篇小說《雨，沙沙沙》（《北京文藝》1980年6期）等雯雯系列小說而引人注目。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後擔任中國作協理事。上海作協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說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鮑庄》、《尾聲》、《荒山之戀》、《海上繁華夢》、《神聖祭壇》、《烏托邦詩篇》等，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小鮑庄》分獲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其作品在海內外都有較大影響。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青為題材，表現其人生的追求和嚮往，以心理描寫見長。80年代中期以後則著力於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如「三戀」等。90年代以後開始追求新的敘事風格，以《叔叔的故事》、《烏托邦詩篇》等為代表，她用現實世界的原材料來虛構小說，以小說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漸平庸的客體世界，營造體現知識分子群體傳統的精神之塔。近來語言變化更為明顯，由簡潔而趨擁擠，如《長恨歌》等，對上海這個城市作細致入微的繁復的描繪。

《雨，沙沙沙》、《流逝》、《小鮑庄》、《尾聲》、《荒山之戀》、《海上繁華夢》、《神聖祭壇》、《烏托邦詩篇》、《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

Ⅳ 王安憶的簡介與作品

作家簡介：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滬。1970年赴安徽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任《兒童時代》小說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自1976年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發表有小說《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站》、《流逝》、《小鮑庄》、《叔叔的故事》、《69屆初中生》、《長恨歌》等短、中、長篇，約有400萬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

其中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翻譯為外國語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字。

資料：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1975年冬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發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說集《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尾聲》、《流逝》、《小鮑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集），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以及《乘火車去旅行》、《王安憶自選集》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庄》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作品列表：

《遍地梟雄》，文匯出版社，2005年版

《桃之夭夭》，王安憶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長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歌星日本來》，王安憶著，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米尼》，王安憶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

《剃度》，王安憶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

《富萍》，王安憶著，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王安憶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崗上的世紀》，王安憶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小城之戀》，王安憶等著，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我愛比爾》，王安憶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

《妹頭》，王安憶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

《女人二十》，王安憶，陳丹燕等著，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隱居的時代：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王安憶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王安憶小說選》，王安憶著，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中國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王安憶散文》，王安憶著，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接近世紀初：王安憶散文新作》，王安憶著，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獨語》，王安憶著，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王安憶短篇小說集》，王安憶著，濟南：明天出版社，1997年版。

《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王安憶著，濟南：明天出版社，1997年版。

《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王安憶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屋頂上的童話》，王安憶著，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年版。

《王安憶選今人散文》，王安憶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重建象牙塔》，王安憶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

《姊妹們：王安憶中短篇小說自選集》，王安憶著，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版。

《漂泊的語言》，王安憶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人世的沉浮》，王安憶著，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

《父系和母系的神話》，王安憶著，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版。

《王安憶》，王安憶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

《香港的情與愛》，王安憶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長恨歌》，王安憶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海上繁華夢》，王安憶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紫霧》，王安憶等著，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

《乘火車旅行》，王安憶著，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年版。

《傷心太平洋》，王安憶著，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

《荒山之戀》，王安憶著，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烏托邦詩篇》，王安憶著，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年版。
《紀實和虛構：創造世界方法之一種》，王安憶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
《故事和講故事》，王安憶著，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神聖祭壇》，王安憶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旅德的故事》，王安憶著，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母女漫遊美利堅》，茹志鵑、王安憶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小鮑庄》，王安憶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六九屆初中生》，王安憶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黃河故道人》，王安憶著，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揚起理想的風帆》，王安憶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流逝》，王安憶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王安憶著，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尾聲：中短篇小說集》，王安憶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雨,沙沙沙》，王安憶著，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Ⅳ 王安憶《長恨歌》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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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王安憶的《長恨歌》為何命名為此

原因：

創作背景

《長恨歌》的原型是王安憶無意中看到的一則新聞。新聞講述的是「美麗」牌香煙封面上的女郎被男青年騷擾，男青年做賊心虛殺害了封面女郎的事件。

上文材料只是相對粗糙的信息，作者需要通過在心靈深處的篩選，抽出曾風靡一時的封面女郎、男青年兩個現實人物和女主人公悲慘命運的結局作為小說的真實元素。

比如「上海小姐」是上海20世紀四五十年代「摩登」的代名詞，競選「上海小姐」的比賽，獲得前三位的「名花」都有各自名號，像這樣名妓文化在現代轉換成新的公眾形象依然存在。因此，真實的材料更能把人們迅速帶回到四五十年代，去感受當時的上海風情。

王安憶運用現實的人物和情節表現上海，更會讓讀者產生認同感。隨後作者在確定了小說結局的基礎上對故事情節進行虛構。

1995年，《長恨歌》正式在《鍾山》上連載，並於1996年由首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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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以其獨特的方式和視角描述了一個女人的悲劇一生，女主人公王琦瑤一生都在不停的追尋，追尋她想要的愛情與生活，但現實環境的熏陶、「男性世界」的包圍，和她自身性格與價值觀的影響，使她求而不得，最終以悲劇收場。

小說全文無一「恨」字，但王安憶恰是想用這種方式來凸顯「恨」。沒有撕心裂肺的痛苦與掙扎，沒有驚天動地的吶喊與咆哮，只有空中鴿群悲鳴的聲音，只有王琦瑤臨終前搖曳的燈光，一如片場，一如人生瑣碎的平直，人在歷史與時間面前如此渺小而卑微。

Ⅶ 王安憶寫過哪些作品每個作品帶一點介紹

王安憶
中國當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說《小鮑庄》被視為尋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謂家學淵源，但我更喜歡後者的作品。王安憶的許多作品以上海為背景，如近期比較有影響的長篇小說《長恨歌》。她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一段舊事娓娓道來，很有女性的細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對細節很執著，總是不厭其煩地從頭講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較喜歡的是一個較短的長篇，叫《米尼》，大概是寫一個有偷竊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資料：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1975年冬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發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說集《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尾聲》、《流逝》、《小鮑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集），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以及《乘火車去旅行》、《王安憶自選集》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庄》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王安憶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憶便以《雨，沙沙沙》、《阿蹺傳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眾的注意。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實細膩和充滿傷感的文筆，描寫大陸自文革後生活的轉變。然而，當時的王安憶，與大陸許多已而或正要走紅的作家，如阿城、韓少功、莫言、蘇童等相較，總好像缺了點甚麽。

舉例來說，《小鮑庄》那樣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餘，卻不如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來得令人驚心動魄；寫情慾荒原里男女間掙扎的「三戀」故事，則又缺少了蘇童《妻妾成群》、〈罌粟之家》一類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長篇，如《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萬語，卻被批評為「流水賬」。及至九十年代，王安憶終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異彩，隨後的《長恨歌》和《紀實與虛構》等，亦證明她駕馭長篇說部、想像家國歷史的能力。

既是文學評論家，亦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經描述王安憶創作的三個特徵，分別是對歷史與個人關系的檢討；對女性身體及意識的自覺；對「海派」市民風格的重新塑造。而《紀實與虛構》可說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說中，作者意圖為自己的家族尋根探源，但卻與蘇童、余華、葉兆言、李銳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脈於不顧，反之轉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譜；至於其創作和探源的據點則在上海，一個由外來者匯聚而成的都會，一個不斷遷徒、變易和遺忘歷史的城市。

書中內容共分十章。單數章講述作者，即敘述者在上海成長的經過，從幼年遷入、求學、文革、流放、歸來到成婚；至於雙數章節，則追溯其母家族在中華民族史上的來龍去脈。最後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線索與個人在國家史中的歷史記錄，合而為一，並歸結到作者對創作歷程的反思。

事實上，小說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雙數章節的母系歷史，且更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證」顯示母親的血源乃來自北魏時的蠕蠕族，並由此開始，王安憶刻劃出一篇家族興衰史。

到此，《紀實與虛構》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總結、概括、反省與檢討」家史小說。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當提到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有時難免令讀者以為是唐代詩人白居易《長恨歌》的小說版。其實兩者並沒有一點兒關系的！

小說中最令人觸目的是主角王琦瑤的出場。作者花費篇幅來描寫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目的只有一個：襯托王琦瑤像是吸盡黃浦精華的結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積著油垢的廚房後窗，是專供老媽子一里一外扯閑篇；窗邊的後門，是供大小姐提著書包上學堂讀書，和男先生幽會的……」細致和屬於女性的筆觸，具體描寫弄堂的一切。

事實上，在王安憶發表了《長恨歌》後，便有學者或文學評論將之歸類為張愛玲的「延續」，試想像著如葛薇龍、白流蘇、賽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華民國的上海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海，一群曾經過著聲色的男女，如何在誇張禁慾的政權里，度過餘生。

當然，王安憶的《長恨歌》並非全沒有缺點，其缺點亦正如其優點，就是《長恨歌》只是將張愛玲沒有全面寫出的上海風情給予全面集中的描寫，意即是成功地借鑒了別人的創意，非常流暢的將別人零碎描寫的東西集中起來全面描寫；可是，這些描寫卻非作者的原創，換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當然，客觀來說，王安憶的描寫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顯出其駕馭長篇巨著的能耐！

淺談王安憶在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寫作
不像小說的小說

一九九六年，王安憶發表了頭年完成的《姊妹們》，接下來，一九九七年發表《蚌埠》、《文工團》，一九九八年發表《隱居的時代》，到一九九九年，在與《喜宴》、《開會》兩個短篇一塊兒發表的短文里，她明確地說：「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取決於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漫流的自由的形態。」(《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這期間王安憶還在寫著另外不同類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憂傷的年代》和斷斷續續進行著的長篇《屋頂上的童話》，等等。這些作品不僅與上述一組作品不大一樣，而且各自之間也差異明顯。這里我們暫不討論。且讓我們只看看那一組不少人覺得不像小說的小說。

為什麼會覺得不像小說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憶就清楚地表達了她小說寫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四、不要獨特性。這「四不要」其實是有點驚世駭俗的，因為她不要的東西正是許多作家竭力追求的東西，是文學持續發展、花樣翻新的趨動力。我們設想著卻設想不出抱著這一理想的王安憶會走多遠。現在讀王安憶這些年的作品，發覺我們這一設想的方向錯了。小說這一形式，在漫長的歲月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本身已經走得夠遠了，甚至遠得過度了，它腳下的路恐怕不單單是小路、奇徑，而且說不定已經是迷途和險境。所以王安憶不是要在已經走得夠遠的路上再走多遠，而是從狹窄的獨特性和個人化的、創新強迫症(「創新這條狗」在多少創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後退，返回小說藝術的大道。

於是在王安憶的這一系列小說中，我們讀到了內在的舒緩和從容。敘述者不是強迫敘述行為去經歷一次虛擬的冒險，或者硬要敘述行為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新的可能性。不，不是這樣，敘述回歸到平常的狀態，它不需要刻意表現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當「寫什麼」和「怎麼寫」孰輕孰重成為問題的時候，「偏至」就難免要發生了。而在王安憶這里，敘述與敘述對象是合一的，因為在根本上，王安憶秉承一種樸素的小說觀念：「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來我們要問，「我」從「我們的村莊」，還有「我們團」、「我們」暫時安頓身心的城市、「我們」經歷的那個時代，找到了什麼?

理性化的「鄉土文明志」

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新文學，從它初生之時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現代文明的文學，它的發起者和承繼者是轉型過來的或新生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學促進國家和民族向現代社會形態轉化並表達個人的現代性意識和意願的方式。今天回過頭去看，在這樣一種主導特徵下，新文學作品的敘述者於諸多方面就顯示出了相當的一致性，就是這種一致性，構成了今天被稱之為「宏大敘事」的傳統。舉鄉土文學的例子來說，我們發現，諸多作家在描述鄉土中國的時候，自覺採取的都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標准和態度，他們的眼光都有些像醫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們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看到這一片鄉土在文明之外。其實他們之中大多出身於這一片鄉土，可是由此走出，經受了文明的洗禮之後，再回頭看本鄉本土，他們的眼光就變得厲害了。不過，在這一敘事傳統之內的鄉土文學，與其說描述了本鄉本土的形態和情境，倒不如說揭示了現代文明這一鏡頭的取景和聚焦。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鄉土生活，對本鄉本土懷抱著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當他們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並且只是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這一片鄉土的時候，他就變得不能理解自己的鄉土了——如果不能從鄉土的立場上來理解鄉土，就不能理解鄉土。

所以並不奇怪，我們的鄉土文學常常給人以單調、沉悶、壓抑的印象。民間的豐富活力和鄉土文明的復雜形態被敘述者先入為主的觀念遮蔽了，被單純追求現代性的取景框舍棄了。不過仍然值得慶幸，所謂「宏大敘事」從來就不可能涵蓋全部的敘述，我們畢竟還可以看到沈從文的湘西，蕭紅的呼蘭河，乃至趙樹理的北方農村，這些作品畢竟呈現出主導特徵和傳統控制之外的多種有意味的情形。

說了這么多，本意只是為了以一種敘事傳統與王安憶的小說相對照，這一對照就顯出王安憶平平常常敘述的作品不那麼平常的意義來：從中我們能夠看到，她發現了或試圖去發現鄉土中國的文明；而若以上述敘事傳統的眼光看來，這樣的鄉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顯然更容易理解後一種文明：西方式的，現代的，追求進步和發展的外來文明，而對於鄉土文明，卻真的說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這種一般性的認知情形中，王安憶的小說成為一種不被視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載體，成為一種探究和理解，一種述說和揭示，一種鄉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們》是怎樣開篇的嗎?「我們庄以富裕著稱。不少遙遠的村莊嚮往著來看上一眼，這『青磚到頂』的村莊。從文明史的角度來說，我們庄處處體現出一個成熟的農業社會的特徵。」——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這樣的作品相比較，張煒的膠東鄉村生活回憶錄把一種自然的、野性的民間生命力張揚得淋漓盡致，它的背後是一種抒情的態度，那野歌野調的唱者不僅投入而且要和歌詠的對象融合為一；王安憶的淮北鄉土文明志則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後是分析和理解的態度，因而也是隔開一點感情距離的。這樣一種經過漫長歲月淘洗和教化的鄉土文明，遠離都市，又遠非自然，有著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麼讓人喜歡的，可是必須細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規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這人性為了合理的生存，不斷地進行著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卻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詩情的，可在它的沉悶之中包含著理性。」立基於這樣寬厚、通達、有情的認識，《姊妹們》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鄉村少女寫得那麼美麗活現，又令人黯然神傷。

「兩種文明」的奇遇

王安憶甚至發現，在被普遍視為保守的、自足性極強的鄉土文明中，其實潛藏著許多可能性和強大的洇染力，譬如對並非出自這種文明的人與事的理解和融匯。《隱居的時代》寫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農村的醫生。王安憶在文中說，「當我從青春荒涼的命運里走出來，放下了個人的恩怨，能夠冷靜地回想我所插隊的那個鄉村，以及那裡的農民們，我發現農民們其實天生有著藝術的氣質。他們有才能欣賞那種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們也有才能從紛紜的現象中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獨特。」你看接下來描述的「兩種文明」的奇遇：「現在，又有了黃醫師，他給我們庄，增添了一種新穎的格調，這是由知識，學問，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純凈心底，還有人生的憂愁合成的。它其實暗合著我們庄的心意 。像我們庄這樣一個古老的鄉村，它是帶有些返樸歸真的意思，許多見識是壓在很低的底處，深藏不露。它和黃醫師，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卻達成了協調。這種協調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親熱，往來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適的，有些滑稽，就像黃醫師，走著那種城裡人的步子，手裡卻拿著那塊香噴噴的麥面餅。這情景真是天真極了，就是在這天真里，產生了協調。有些像音樂里的調性關系，最遠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時又是最遠的。」

《隱居的時代》還寫了插隊知青的文學生活，寫了一個縣城中學來歷特殊的老師們，這些都清楚不過地表明，在大一統的意志下和荒漠時期，精神需求，對美的敏感，知識和文化，潛藏和隱居到了地理的夾縫和歷史的角落裡，這樣的夾縫和角落不僅使得它們避免流失散盡，保留下相傳承繼的文明火種，而且，它們也多多少少改變了他們棲身的所在——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里，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鄉的醫療隊和黃醫師，「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村莊的質質。」

《文工團》也寫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掙扎求存的能量左沖右突，卻總是不得其所。「文工團」是革命新文藝的產物，可是「我們這個地區級文工團的前身，是一個柳子戲劇團。」新文明的團體脫胎於舊文明的戲班子，譬如說其中的老藝人，他們與生俱來的土根性，他們代代承傳的老做派，將怎樣委屈求全地適應新文藝的要求，而在歷經改造之後卻又脫胎不換骨?這個由老藝人、大學生、學員、自費跟團學習的等帶著各自特徵的人員雜糅組成的文工團，在時代的變幻莫測中風雨飄搖，顛沛流離，終於撐持到盡頭。

「我」隱退到「我們」

現在，讓我們回到與王安憶這些小說初逢時的印象。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說的傳統規范和通常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於不顧，作者就好像日常談話似的，把過往生活存留在記憶里的瑣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細節，絮絮叨叨地講出來，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來越驚異，那麼多不起眼的東西逐漸「累積」(而不是傳統小說的「發展」過程)起來，最終就成了「我們庄」和自由、美麗地表達著「我們庄」人性的姊妹們，就成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們」初涉艱難世事的少年歲月，就成了文工團和文工團執著而可憐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發展」使小說的形態時間化，而「累積」使小說的形態空間化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認為敘述只是在不斷填充著這些空間：「我們庄」、文工團、隱居者的藏身之處，後來才驚異地看到這些空間本身在為敘述所建造的主體，那些人事細節就好像這個主體的鼻子、眼睛、心靈和一舉一動的歷史。能夠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說是大大得力於一個親切的名之曰「我們」的復數敘述者。「我們」是揚棄了「我」——它往往會演變成惡性膨脹的敘述主體，嚴鋒在《文工團》的簡評中說，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到處可見一個矮揉造作的敘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顧影自憐，或故作冷漠，怎一個「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並非消失了，而是隱退到「我們」之中。

Ⅷ 王安憶的簡介(力求簡單)

王安憶（女）（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縣，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鵑的次女。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學，1967年入向明中學讀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隊。1972年考人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在樂隊拉大提琴，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78年調上海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任編輯。1980年曾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因發表短篇小說《雨，沙沙沙》（《北京文藝》1980年6期）等雯雯系列小說而引人注目。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後擔任中國作協理事。上海作協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說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鮑庄》、《尾聲》、《荒山之戀》、《海上繁華夢》、《神聖祭壇》、《烏托邦詩篇》等，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小鮑庄》分獲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其作品在海內外都有較大影響。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青為題材，表現其人生的追求和嚮往，以心理描寫見長。80年代中期以後則著力於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如「三戀」等。90年代以後開始追求新的敘事風格，以《叔叔的故事》、《烏托邦詩篇》等為代表，她用現實世界的原材料來虛構小說，以小說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漸平庸的客體世界，營造體現知識分子群體傳統的精神之塔。近來語言變化更為明顯，由簡潔而趨擁擠，如《長恨歌》等，對上海這個城市作細致入微的繁復的描繪。

Ⅸ 王安憶為什麼要給她的書命名為長恨歌

讀王安憶的"長恨歌"

"長恨歌"前幾十頁我不喜歡。感覺中，王安憶是在和張愛玲較勁。她的寫作獨白是：你張愛玲能寫，我也能寫；你寫得好，我寫得絕不比你差。然而，張愛玲筆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傳神的，是她用敏銳的五官切實感覺來而後輕松揮灑出的，而王安憶筆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憑借電影、圖片、聽來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記載開展想像，然後將想像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勁擠呀擠地"擠"出來的。她依賴的是她的勤奮、毅力和刻苦，依賴的是她豐富的想像力和感覺。她是在用想像與感覺堆砌，靠堆砌來"硬寫"、"死寫"、"愣頭愣腦"地寫......她寫"弄堂"，寫"流言"，寫"鴿子"，一寫就是好幾頁，"咬 住"不放，寫得實在很笨。

要不是"長恨歌"得了"茅盾文學獎"，我想我是不會繼續看下去的。

然而，幸虧我繼續看下去了。繼續看下去後，我的看法完全變了。

"長恨歌"是寫前國民黨要員的情婦王琦瑤幾十年來的生活。通過王琦瑤寫了幾十年歷史，或說通過幾十年歷史寫了王琦瑤的命運。王安憶筆下的歷史不是我們通常習慣於關注的與重大政治事件緊密聯系的歷史，而是作為時間的歷史。她極力渲染的是各歷史時期迷漫於空氣中的不同氣味、不同氛圍、不同的來自感官的特徵，她努力准確捕捉的，是各個歷史時期中特定個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賴、趣味取向。由於投向歷史的視點不是政治，不是歷史變遷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為時間、年代的歷史，歷史中的個人，故而，她筆下的歷史與個人顯得特別平實，真切，貼近，兩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諧，從而給人一種渾然一體的飽滿、渾厚感。"長恨歌" 確實寫出了作為年代的歷史，寫出了存在於歷史中的個人。

我覺得，王琦瑤這個人我認識，嚴家師母、毛毛娘舅我也認識，他們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時上海住的那條弄堂隔壁。這些遺老遺少身上散發出一股樟腦丸氣味。他們是躺在舊時的記憶上活過來的。"舊時"，是他們家中不太打開的箱底壓著的幾件曾經漂亮過的西裝與旗袍。他們彼此靠著對這種樟腦丸氣味、"西裝、旗袍"氣味的記憶、嗅覺、感情走到一起的......

王安憶之所以看中王琦瑤這個人物，寫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見了一份愴涼。一份逼人的、擺脫不了的愴涼。這份愴涼與其說來自命運來自歷史變遷，不如說來自生命本身；與其說來自王琦瑤，不如說來自王安憶自己。這份愴涼是王安憶人到中年對生命的感悟，是對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輓歌、一聲嘆息。"長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於以冷靜的旁觀角度敘述了這份實在的、透自骨髓、揮之不去的愴涼。

王安憶的感覺很好，想像力很好。而且，她的感覺和想像很特別。她的感覺、想像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發與接收，而是理性的斷語。理性歸納過的感覺與想像所能擁有的空間應該很有限，但在王安憶那則泉涌不息，無窮無盡，被用得層層疊疊。在讀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覺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覺得不耐煩，感覺得有點累時，又不得不嘆口長氣，無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認她的感覺、想像獨特且准確，承認她的感覺、想像是她腦中流出的，信手拈來的，承認這是她的風格，至少是"長恨歌"這部小說的風格－－就像"長恨歌"的一個"記號"。

補充一句，"長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寫"、"死寫" 看慣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結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敘說，人物心理捕捉，向來是王安憶的強項) ，甚至覺得它們必不可少，覺得正是它們使這本書厚重起來的。

還得略談"長恨歌"的不足。比如說，關於王琦瑤的女兒薇薇；比如說，王琦瑤被長腳殺死...... 薇薇這個人物可有可無，沒有也許更好。作者想通過青少年薇薇寫出那個年代，可薇薇沒寫好那年代也沒寫好。明確讓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寫微微的用心(又一個刻意)。王琦瑤為什麼會死？作者想以她的死來加強悲劇效果，加強她身上存有的那種愴涼感。然而，王琦瑤身上的愴涼感不是靠死來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麼活下去怎樣活出愴涼來。長腳殺王琦瑤殺得莫名其妙，殺得太戲劇化，這一殺，將一本沉甸甸的書、將一個嚴肅的作家，"殺"出了一些輕浮、殺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長恨歌"縱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獲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顯得不重要。

"長恨歌"不可取代，王安憶不可取代。

Ⅹ 誰能介紹一下當代作家王安憶，她的生平和作品

王安憶，上海人， 1954年生於南京，次年隨母親茹志鵑遷至上海讀小學，初中畢業後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1978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平原上》，1986年應邀訪美。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創作至今。主要著作：《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流逝》、《小鮑庄》、《小城之戀》、《錦銹谷之戀》、《米妮》等小說集及《69屆初中生》、《紀實與虛構》、《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叔叔的故事》、《我愛比爾》、《長恨歌》等長篇小說。喜宴 妹頭 冬天的聚會《富萍》及其他 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著）等，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等。作品曾多次獲得全國優秀小說獎，98年並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1年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等。

王安憶的小說，多以平凡的小人物為主人公，表現他們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經歷與情感。「理解」與「愛」是她的創作宗旨。在藝術表現上，她的早期小說多感情抒發，近期創作則趨於冷靜和細致。

從王安憶的作品裡普遍可以感受到一種寬厚的愛,她賦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現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領悟力來控制故事微妙的氣氛發展以及人物的心理變化,細膩精準。她的作品講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計,可她探討的是故事背後強大而仁慈的自然規律,這是她對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態及本體世界的關懷,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尋常的意義。同時作品中時刻有女性的溫柔體現,連同謹慎內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為文壇一個特立獨行的異數存在.

相關作品：
長恨歌
作者: 王安憶
頁數: 384
定價: 20.00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簡介：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員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復雜關系，想來都是命里註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最終被失手殺死，命喪黃泉。
篇外：

王安憶的「三戀」及其他

假如有人問我為何將房間搞得這樣亂，床上，書桌上，地板上到處攤滿了有關王安憶的書和雜志，電風扇擰到了最大檔，風一個勁兒地吹，風捲起了書的一角，而我卻獃獃地坐在一張木椅上，好像在思考著什麼。

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國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親是作家茹志鵑，父親是劇作家王嘯平。王安憶一歲多便隨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裡接受最初的教育，讀小學時經常參加區、市的兒歌寫作比賽會，對文學產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畢業，翌年赴安徽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庄大隊插隊勞動，被選為縣、地區和省級積極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1976年在《江蘇文藝》上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兩年後到上海《兒童時代》雜志社任小說編輯，不久發表小說成名作《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和《雨，沙沙沙》。1980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曾於1983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文學活動。之後，曾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與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她的履歷表雖然很短，卻被生活浸泡得實實在在，成為一個真正豐富的人生。

自從發表了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之後，她那支馳騁之筆，內沒有了終點；她一路洋洋灑灑，到處是閃光的足跡，一直在超越著她的父母，成為當代中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說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兒童出版社）、《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198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尾聲》（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鮑庄》（198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海上繁華夢》（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戀》（1987年，香港三聯書店）、《烏托邦詩篇》（1993年，華藝出版社），長篇小說《黃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69屆初中生》（198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蘇文藝出版社）、《長恨歌》，散文集《母女漫遊利堅》（與茹志鵑合著；198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及長篇游記《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等。她的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本次列車終點》、《流逝》、《小鮑庄》等均獲全國大獎；還有多篇小說被譯成各種文字。
這就是王安憶，王安憶的發展真快。
我從地上順手拾起剛寄來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學報》，那上面有一段王安憶在上海第四屆文代會的發言摘要，王安憶說：'在八面來風的環境中，知識分子應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她說作家應有藝術理想，這個巨變的時代需要作家去關注，一味作風花雪月頌是浪費才華和經歷，或者是缺乏藝術理想。'是的，王安憶的創作已經走出了小我。她近來不斷認為一個作家如果只從極個人的悲歡出發，那純粹是雕蟲小技。她的創作已到了思想收獲的時節。而這種思想的成熟，是王安憶開始注重宏大的東西，悲倫的東西，這種創作的變化，是朝著人類審美理想出發的。
從她的中篇小說《叔叔的故事》開始，王安憶的創作又在自己的基礎上有了大的飛躍。她的藝術理想得到了很好發揮，她確實讓自己變得大氣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對當代文學有著重要意義，它擁有了巨大的歷史內涵，絕對經得起歷史的反復咀嚼，也是王安憶創作思想成熟的標志。如果一個作家放棄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會落後於時代，特別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棄作家對生活的參與和思考，沒有思考就沒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現。而王安憶這幾年來，確實寫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中篇小說《傷心太平洋》，無不表現了作家大手筆和注重人類審美理想的氣質，這兩部作品標志著王安憶的創作已到了又一個新的高峰。

王安憶不僅在藝術上保持了自己獨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當內向，嚴謹。這和她從小受的教育有關，她是茹志鵑的女兒這恐怕誰都知道。她酷愛讀書，待人熱情，愛思考，她談話富有哲理，喜歡實事求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作家，她是當之無愧的。

當然，關於王安憶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無須在這里重復。但要真正解讀一個作家，決不能忽略了她成長時期的重要作品。那麼，對於王安憶來說，'三戀'在她整個文學創作中是值得重視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戀'成了我這篇評論的關鍵所在。

王安憶引導我進入了一個世界。

一個她認定充滿了生命壓抑苦難又燃燒著希望光明騷動著的世界-一生命的本體世界。

「三戀」是一個標志，畸形變態的性描寫向人們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實承認，她的這種性意識只是在生命的邊緣上繞了個圈，並未真正走進人的生命本能。因為她終究沒能拗過強烈的道德規勸，在一種自我壓抑式的規勸中王安憶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現了一種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懷抱，充當丈夫的陪襯，她們乾脆不去意識自我價值的存在。《崗上的世紀》最直接進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實的生命躍動面前，任何虛偽任何遮遮掩掩都顯得無濟於事。'性'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權力，就像伊甸園里的亞當和夏娃結合才構成了人的完整一樣，男女雙方共同的權力鑄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動。

現在小說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現的兩人組成的小家庭。父親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現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別由母親、女兒改換成了妻子、情人。但這種變化只是在家庭關系之內的角色互換，也就是說關於家庭的話語沒有變，關於女性的性的萌動意識，在深層心理上依然被籠罩在家庭意識形態之中。

王安憶的世界是一個主體意識極強的世界。她所關心的問題，使用的語言，作品前後敘述方式的變化很大。這里既有對女性自我的貶低，屈服於男性社會的一面；又有一種無法掩飾的骨子裡不安分，拚命想解放自我的騷動情緒。但無論如何發展，作者的創作都是在扮演著她自己。而決定這種扮演的是有另一個'缺席'存在者，他（我這里用'他'而不是'她'）決定了王安憶所以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這樣，當王安憶用筆寫作時，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為她的寫作中的符碼秩序必須與'他'的社會符碼秩序一致。這就是說，社會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寫作，離不開社會這個大背景，按拉康的說法：'女性在生理結構在這個男權社會中以一種缺乏或被閹割的形態下進入語言和文化系統。'盡管婦女寫作努力想達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們的潛意識里無形中已經接受了這種男子對女人的偏見。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偏見'呢？王安憶所關心的婦女地位有時不是在社會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認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種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個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們的義務和職責，犧牲，忘我，道德純潔做個好妻子，好母親，說白了就是當個'家庭里的天使'。這種'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王安憶的心理需求。從而也滿足了'他'的社會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會的。所以也是男人對女人的要求，這是一種對男人看來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時候她們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們總是不間斷的練功。她請他幫忙開胯、扳腿。她們觸電般地接觸。她成了一兒一女的母親。她一片聖母般的溫柔。

--《小城之戀》

王安憶小說中的敘事人稱全是以第三人稱出現，這種敘事方式本身就很明顯。敘事者通過自己的化身構築起一個獨一無二的宇宙，她創造了這個宇宙，她在這個宇宙里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對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惡美醜在一種十分理智的情況下進行道德評判，這種異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駕於作品意蘊之上的歷史性觀照，使敘事者完全變成了真理的締造者。《小城之戀》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經過了一番急風暴雨式的性愛之後，男人欺辱式地佔有了她，爾後又甩了她，對她產生更大的恐懼。在敘事者眼裡，那個男人便是無能的墮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敘事者眼裡一個頗具母親溫柔又十分博大而神聖的受害者。

王安憶實際上是通過她的敘事向人們傳達出這樣一個她潛意識中早已認定了價值觀念：她認為中國現今的女人就應該如此。女性在整個人類中雖是一半，但她卻又強烈地依附於另一半。雖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滿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滿足。但女人卻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徵，因此她沒有創造權。'是空間'又沒有'填塞空間的動力。這種生理上的差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會因素。男人與做女人之間並無不同，而女人與做女人之間卻存著尖銳的矛盾。在當今中國，做女人有時往往意味著放棄做人的權力。在這種矛盾面前，女人試圖找一條解脫的途徑，她們結婚、生育，她們想通過家庭來確認個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婦女心理認為這就是她們的'上帝'。維護家庭的地位，忠於家庭，便是忠於職守。王安憶的《逐鹿中街》在這方面就顯得頗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變成一個守道德的操縱者。

一個頗有素養的中年女教師，一味地將目光緊盯著她的丈夫，學她懷疑到丈夫有外遇時便採取了整天跟蹤的方式，彷彿她的整個生命意義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讓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樣愛護這個家庭，愛她。只有這樣，女主人的心態才能永遠保持平穩。她把家庭的穩固看作是她的天職，守住丈夫並管住他讓他同她一塊在她們共同開辟的樂園中尋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樂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這樣的。他穿牛仔褲和年輕漂亮女孩子下館子，學跳迪斯科，他口口聲聲宣傳要活得灑脫，而且是在抓緊一切時間地盡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灑脫起來。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蹤著他時，他非旦不收斂，反而更加得意地灑脫起來。像與自己的女人做游戲一般地兜著圈子玩。中國的一些男人就是這樣，男人娶個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後馬上就去尋求新歡，馬上不滿意，馬上覺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卻不，她們只要拚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險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種冒險行為中達到快感，而女人永遠喜歡過平平穩穩的日子。在她們看來，'一個乾乾凈凈的女兒身給了男人'就永遠屬於他了，這種傳統的'貞節'觀，被男性社會規定為女人的榮譽。'家庭'作為模式在中國歷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為女人們找到了安身之處。女人結婚大都不是為了尋求愛的結果，家庭反而是葬送愛的場所。這些'淑女'型的太太們，大凡也不是為了愛，而是通過家庭來證明自己的身價，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其實這種作法本身，就與提高婦女自己地位和鞏固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來了。鞏固家庭秩序意圖只在於鞏固它所代表的社會秩序。這樣家庭成了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它無時無刻地控制著各種社會生活，當然也控制著王安憶的寫作活動。

王安憶讓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動放棄社會職業，自動離開生產領域，首先在經濟上淪為男人的附庸，那麼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願望。她也許認為這樣做女人反而會自然些。這在中國也並不足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後無知的反面形象來達到一種反思，這樣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嗎？但歷史終究還是向前發展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作家的意識也在發生著變化。王安憶前後期作品變化很大，但也有充滿了矛盾的地方，這也許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緣故。現在談論男女問題，同樣也是個極端復雜的問題。我們大多數女作家寫作，是用男人的語言把自己束縛住，缺乏發現自我價值的勇氣和力量。甚至可以說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發現，因為社會化文學傳統是很難輕易打破的。她們在無意識地遵循著這種傳統，而這種傳統就是一種'他'人的話語，於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經驗說話也就不以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問題時的矛盾心理就顯得那麼紛壇復雜。

但不管怎樣，作為王安億來說，這幾年創作還是變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戀'，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崗上的世紀），還是有著明顯突變的。同樣談論的是男女問題，性問題，人的生命意識問題，但《崗上的世紀》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創作意識都顯得超前了一大塊。她的心理障礙正在被慢慢沖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開放在家庭天地里嬌媚的玫瑰，溫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格來展現，是一個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創作中那種'雯雯'式的文靜和矜持以及在她寫到性描寫時那種想寫魔鬼又怕魔鬼出現的猶豫彷徨，好似已經正在變成王安憶創作的歷史。她開始勇敢地面對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點和生理慾望。'性'在她筆下描寫得決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寫到慾望的高潮，該心花怒放時就讓她們心花怒放起來，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轉轉了，而是直接去寫一個個鮮活著的生命。

《崗上的世紀》大膽袒裸描寫了男女主人公在路邊干溝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憶筆下，一個溫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擺在這個男性面前，讓他觀賞。女主人公一時竟變成了男人眼裡的英雄，她正以一股無窮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證明著女人的偉大魅力和勇敢。此時此刻幽閉恐懼與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種深深的被閹割的恐懼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勝利姿態誘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慾念的深淵。王安憶只有在此時此刻才變成了一個女性作家，在她眼裡男女位置倒錯，傳統的男女秩序被顛覆了，傳統的男人粗暴地蹂躪女性的場面沒有了。在這里，女性完全變成了動因，女人不再以一種被缺乏的人格被動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慾反客為主地將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強，男人在這里變成了無能的，缺乏的，不能滿足女人的廢物。

在敘事者眼裡，這個男性是以一種十分幼稚的廢物出現，他哪裡還像個男子呢？王安憶在這里完全是以顛覆男性作家語言的姿態出現，是對男性文化和父權社會直接提出挑戰。

在她以往的創作中，女人從來都不是主體，這是作者的社會本能對自我的閹割。而在這部小說中，王安憶卻明顯地表現了個人創作意識的變遷，她把女性的經歷作為敘事重心，這與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關。特別是她敘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終運用第三人稱寫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製作，這本身的變化就十分明顯。她目前作主體完全是傾向於女性的，她開始意識到了婦女自身價值的可貴，首先要做個真正的人，然後才是女人。她對自身人格力量的認識是深刻的，對女性自我形象認識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樣猶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認自己，在這一點看來，王安憶真正發現了並親身體驗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意義。所以她敘述起來就有一種絕對的俯視姿太。中國這幾年改革開放無疑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開端。王安憶創作也是在這種開放中得到了實質性的突破。她升華到了女性自我認識的階段，開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筆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時代女性特點，這對王安憶來說肯定是個突破性的勝利。但是由於我們整個社會還未徹底擺脫強烈的父權意識，盡管女作家在真誠地張揚女性的能力，但終歸無法逃脫男性社會給整個中國人在潛意識中留下的陰影。因此，王安憶也無法逃出這個社會的制約。在《崗上的世紀》結尾處，仍然是以男權秩序的恢復結束小說。女知青李小琴，在張張揚揚痛痛快快地與農民小隊長經過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愛之後，還是未達到調回城裡工作的目的，她終於成了那個農民小隊長的一個女人。他在她的引誘下體驗了'性'的真正意義，體驗了肉慾帶來的生理愉悅。是她喚醒了沉睡了幾代生命卻從來沒有體驗過什麼叫生命快樂的真正意義。然而，是李小琴喚醒了那個農民小隊長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慾的滿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創造了。真正意識和醒悟了人活著的意義，性愛的意義，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關在李小琴家的農民小隊長，可算痛痛快快地在這個世界裡活過了，他、她們死也不冤了。

但是盡管如此，李小琴卻無法掙脫男人權力的羅網。她是在男人的權力下活著，而且也將那麼長久地活下去。農民小隊長所行使的權力，是一種男權的象徵，他手裡攥著她的命運。雖然當初那個農民小隊長對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從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從此也學會了使用權力或乾脆他始終就沒放棄過對女人的控制欲。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因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變幻手法地拼搏創造一番，但終究還是無法逃出強大的男性權力話語。這也就是說，盡管在王安憶筆下可以塑造出一個個對抗男性社會的女性形象，但她所運用的話語，敘事法則是男性的，這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女性的話語和敘事法則連同產生它們的社會符號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