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師文字獄圖片

A. 清代文字獄的案件

參見：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案、朱方旦案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時期，先後發生20多起文字獄。這其中震動比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發生於大臣輔政時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總的看來，康熙當政時期對知識分子採取懷柔和寬容政策，統治者還沒有把文字獄當作鎮壓反清知識分子或者漢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種有意識的政策。
康熙時期發生了兩起較大的文字獄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後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於庄廷瓏。庄廷瓏，浙江湖州人，家中豪富，想寫一部《明史》留名於世，到處搜羅資料。同鄉朱國禎曾著《明史》，有《列朝諸臣傳》等手稿沒有刻印。朱國禎死後，家道中落，家人聽說庄廷瓏想寫《明史》，就以千兩銀子的高價把《列朝諸臣傳》等先人未刻印的手稿賣給了庄廷瓏。庄廷瓏在朱國禎的手稿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補寫了崇禎朝的事跡，就刻印發行了。書中有許多指斥清朝的語言。被罷官的原歸安知縣吳之榮（此人還見於金庸小說《鹿鼎記》中，也算得上是遺臭萬年了！）是個陰險小人，看到此書後眼睛一亮，認為這是一塊再入官場的絕妙敲門磚，至少也可敲詐一筆財富。他到庄氏家中進行敲詐，分文未得，便向將軍松魁告發。松魁移命巡撫朱昌祚處理，朱昌祚又轉交督學胡尚衡。庄氏向胡尚衡行了重賄，將書中指斥清人的文字修改重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吳之榮分文未得，一氣之下便拿著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獄。庄廷瓏已死，開棺戮屍，其弟庄廷鉞受牽連被誅。原禮部侍郎李令哲曾為該書作序，本人伏法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讓他在口供中減少一歲，並告訴他只要減少一歲，按當朝慣例就可免死充軍了。令哲小兒子悲傷地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終於未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令哲的序中提到了朱氏，指的是朱國禎。吳之榮與南潯富人朱佑明結怨，硬說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於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吳嫁禍而死。松魁被免官，幕僚程維藩被處死。朱昌祚、胡尚衡向主審官行賄，把罪責推給初審此案的學官，自己免難，學官被誅。湖州太守譚希閔才上任半月，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就以隱匿罪糊里糊塗地被絞死了。凡校書、刻書、賣書以及書中牽連人名者一律喪命。《明史》案冤死者七十餘人，死者妻子大都發配邊疆。
《南山集》案起於戴名世。戴名世，安徽桐城人，自幼聰穎好學，收集明朝史跡，編寫了一部《南山集》。《南山集》中採用了同鄉方孝標的不少材料。方孝標做過平西王吳三桂的官，吳三桂叛亂後，他投降清朝比較早，得以免罪。後來寫了《鈍齋文集》和《滇黔記聞》，記錄了南明的一些異事奇聞。戴名世感到很新鮮，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跡采入《南山集》，並以南明桂王死後次年為清朝定鼎之年。
《南山集》由許多人作序，捐資刊印，刻版寄藏於方苞家中。後來戴名世考中進士，在翰林院做編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發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盪，私刻文集，信口游談，具有濃厚的反清意識。主審官判戴名世凌遲處死，族皆棄市，年幼孤兒發配邊疆。凡作序捐資者一律絞死。方孝標已死，當開棺戮屍，量刑同於戴名世。其他有牽連的32名官員給予降職罷官處分。整個案件牽連人數多達幾百，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餘人。後來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喪命。
清朝初年，滿漢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民族矛盾。漢族士大夫受清室壓迫，借文字發泄憤恨的情況是有的；明末遺臣故老著書立說，時而流露出山河故國之思，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明史》和《南山集》二案的起因就多少帶有這種色彩。清朝統治者對這個問題很敏感，為加強思想統治，防微杜漸，一旦發現就嚴厲打擊，後來變得神經質，又加之官場矛盾，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獄。其中多無根據，只是捕風捉影濫殺無辜而已。 參見：年羹堯案、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呂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風不識字」案、「維民所止」案
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時間雖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幾起文字獄都是統治集團部權力斗爭的副產品而出現的；雍正後期，幾起文字獄轉向鎮壓漢族知識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氣節。雍正即位之初，借「朋黨」的罪名，屢興大獄，整治那些曾爭奪皇位的宿敵，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權臣，如年羹堯、隆科多，以及結成科甲朋黨的漢族官員。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湖南士子曾靜、張熙策動陝甘總督岳鍾琪謀反而引發一場文字獄大案——曾靜、呂留良案。此後的文字獄出現了兩個新的動向：一是文字獄被有意識地用作壓制漢族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訐蜂起，多數文字獄都是自下而上的舉發。
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海寧人查嗣庭擔任江西主考官，所出試題用了《詩經》中有「維民所止」一句。有人說他居心叵測，「維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頭。雍正聞聽大罵，讓人搜羅他的罪過，忿忿地對群臣說：「查嗣庭向來依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舉薦過他，朕讓他在內庭行走，任為內閣學士，見他語言虛偽，鬼頭鬼腦，料其心術不正，從來就沒信用過他。後來禮部侍郎缺人，他又受人推薦。今年各省鄉試，朕以為江西是大省，應該有位朝庭大員典拿考試，就派他做了主考官。他在江西所出的試題含沙射影，嘲笑現實。據此分析，他平日必有反對當朝的文字記錄，於是派人搜查他的住所行囊，果然查獲兩本反動日記。日記內容悖亂荒唐，造謠誹謗，捏造了許多根本沒影兒的事，例如說熱河的偶然水災淹死官員八百人等等，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一派胡言，他竟然公然捏造，還用文字記錄下來。至於做出的受人請托、代人營求的勾當，更是不勝枚舉。他還記錄了科場關節，又有科場作弊書信，都很詭秘。如果僅以科場題目論罪，天下人必然認為查嗣庭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疏誤遭受刑罰，為他鳴冤叫屈。現在罪惡滔天，證據確鑿，還有何理由為他辯解呢？你們漢族官員都讀史書、通古今，縱觀歷代王朝，當知沒有任何一代比我大清朝更「正」。 查嗣庭逆行天意，惡毒攻擊我朝，絕對不可輕饒！」查嗣庭被捕，病死獄中，被戮屍示眾，兒子處死，家屬流放。
查嗣庭之獄，主要「罪證」無非是科場題目。類似情況還有很多，如翰林院庶吉士徐駿詩稿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一句，犯了清朝大忌。刑部對他的判決書說：「原任庶吉士徐駿，居心叵測，狂誕成性，在詩稿中影射譏訕我大清，按大不敬律處斬，立即執行，詩稿一律焚毀。」此案也是僅因文字犯忌，沒有其他罪證。
雍正年間最大的文字獄案是呂留良案。呂留良，浙江石門人，清朝初年曾應試為諸生，幾次參加鄉試都沒考中，氣憤中拋棄仕途，講學鄉里，其子葆中考中進士在翰林院任職，呂留良卻自稱明朝遺民，不肯屈志歸清。他長期隱居山林，授徒講學，著書立說，名聲越來越大，成為著名的道學先生，地方官多次舉他為官，他始終不肯出山。後來削發為僧，死於康熙二十二年。呂留良的著作中記載了許多清朝事跡，下筆行文毫無顧忌，尤其對康熙時政指斥頗多。呂留良死後，書稿藏於家中。
湖南靖州人曾靜到州城應試，看到呂留良的部分詩文，文中力倡華夷之別，他很感興趣，就派弟子張熙到呂留良家中求呂氏遺書。葆中熱情接待張熙，把先父遺書全部給了他，並向他介紹了呂留良之徒嚴鴻逵以及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等人。曾靜、張熙、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密切，志趣相投，以華夷之別為思想基礎，謀圖反清復明。當時恰值雍正抑制宗室，猜忌功臣，胤祀、胤禟和年羹堯等人先後被治罪，其黨徒造作流言，攻擊雍正不得人心，行將垮台。曾靜等人誤信流言，認為反清復明時機成熟。他們聽說川陝總督岳鍾琪是年羹的部將，兩次要求入京朝見雍正皆遭拒絕，對雍正又恨又怕，正暗自擔心；又聽說岳鍾琪是岳飛的後裔，而滿清則是金人後裔，岳氏與清朝恰為世仇。於是便策劃了一番，決定藉助於岳鍾琪的兵力反清復明，派張熙前往游說。張熙向岳鍾琪投遞一封書信，上面列舉了雍正的九大罪狀：弒父、逼母、害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好淫、誅忠用佞。力勸岳鍾琪擁兵舉義，光復明室。岳鍾琪收到書信後大吃一驚。為了擒得主謀，他佯裝贊同張熙意見，與張熙訂盟起誓，同生死共患難，讓張熙請出其師友輔佐起事。張熙信以為真，供出曾靜，岳鍾琪又佯裝迎請曾靜，將二人送往北京，接受雍正親審。曾靜、張熙一見皇帝，才明白被岳鍾琪出賣，立即伏地認罪，供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雍正傳命浙江總督，查抄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人家藏書籍，連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師審訊。雍正親閱呂留良書稿，研究呂留良的反清思想，認為應該就此案大造輿論，從理論上批駁華夷有別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樹特樹清朝正統觀念。他將已死的呂留良、呂葆中和嚴鴻逵戮屍，沈在寬凌遲，呂、嚴親族16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婦女幼童發往東北邊疆為奴。將此案中曾靜、張熙的口供和諭旨編為《大義覺迷錄》，頒發全國各地，又讓曾靜、張熙二人親到浙江地區去宣講，當眾懺悔認罪，消彌反清意識，雍正宣布不殺曾靜、張熙，也不許自己的子孫殺他們。官面原因是他們認罪態度好，而實際上卻是拿他們當工具使。但後來乾隆一即位，看不起這兩個軟骨頭，就以這兩人曾經惡語中傷先帝為由，將他們殺了。 參見：王錫侯《字貫》案、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古稀罪」案
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時先後發生文字獄130多起，尤其集中於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最密、文禍最多的時期。乾隆大興文字獄的目的是藉此徹底消除漢人的反清民族意識。實際上，大多數因文字獄受害人並沒有傳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時性起抒發對剃發易服的一絲不滿，對明朝的一些眷戀，對自身境遇的悲嘆。更多的受害者純粹是統治者望文生義的結果。乾隆朝的文字獄達到瘋狂、殘酷與荒唐的地步。魯迅先生曾經對清代文字獄有一段精闢的概括：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
乾隆時期也有許多文字獄，比較有名的是胡中藻詩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學生，鄂爾泰和張廷玉都是雍正的得力軍機大臣，同受雍正遺詔輔佐乾隆。乾隆即位後，二人發生矛盾，依附二人的官員也分成兩派，互相攻擊，乾隆知道這種情況後曾多次進行調解。後來鄂爾泰死去，張廷玉也退休，但兩派仍然傾軋不已。鄂爾泰是滿人，黨徒多為滿人官員；張廷玉是漢人，黨徒多為漢人官員。滿漢官員之間互相猜疑，從而發生了胡中藻詩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為內閣學士，作了一本《堅磨生詩集》，極力頌揚鄂爾泰，攻擊張廷玉。鄂爾泰之侄鄂昌任廣西巡撫，援引世誼，與胡世藻作詩對答，往復唱和。乾隆很厭惡朋黨門戶之爭，見多次調解無效，就想借文字獄懲一儆百，剎一剎黨爭惡風。他從胡中藻詩中摘出許多句子，進行曲解。例如，「一把心腸論濁清」一句，說作者故意把「濁」字加於清朝國號之上。「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一句，說作者南北分提有意製造滿漢對立。「亦天之子亦菜衣」一句，說天子句中用兩個「亦」字是大不敬等等。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時所出試題，內有「乾三爻不像龍說」，說：「乾隆及朕的年號，龍與隆同音，這顯然是有意詆毀於朕。」又指責鄂昌說：「出身於滿洲，歷任巡撫，見此等犯上詩文非但不知憤恨，反而喪心病狂，與之唱和，真是罪不容誅。」結果胡中藻被抄家，判為凌遲，後改為棄市。鄂昌賜死，連鄂爾泰的靈牌也撤出了賢良祠。
其他文字獄也是多由文字獄牽強形成的。揚州舉人徐述夔的詩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被牽強為滅清興明。禮部尚書沈德潛作詩詠黑牡丹，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曲解為辱罵滿清奪了朱氏江山。二從皆被戮屍。江蘇生員韋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個「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員程明湮給人寫壽文，用了「創大業」三字，被凌遲處死，親屬也受到牽連。安徽貢生方芬的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里哀鴻聽轉明」一句，被刨墳戮屍，禍延子孫。「清風」、「明月」是歷代文人的熱門話題，作詩行文稍有不慎，就被牽強成罪，橫受誅戮。文字獄的興起給一些挾怨小人提供了報仇之機，挖空心思在對方詩文中尋字摘句，進行誣陷，獄案一成就是家破人亡，株連親友。
文化為避免文字獄，常常將涉嫌字眼改成其他字代替，或者乾脆空起來，往往搞得文理不通，雅韻全無。後來連「胡」、「虜」、「夷」、「狄」等也成了避諱字，書籍中往往空格不刻。乾隆為此特發一道諭旨，說：「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常作空白，有的還改夷為彝，改虜為鹵，這類情況很多。揣其本意，無非是為本朝忌諱，以表示作者的敬慎，其實不知這種作法本身就是相當不敬的。孟子說過舜是東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可見夷狄等字不過是方域稱謂，自古以來聖賢們並不避諱。至於把虜安強加於本朝，那是極其荒謬的。漢、唐、宋、元、明，歷代邊疆烽火不息，常指不能臣服之國為虜。我滿洲原居東海水濱，若說是東夷之人無所不可，若說是虜就大錯特錯了。現在普天之下都是大清臣民，連窮邊遠徼都不忍視之為虜，豈可把虜字加之滿洲族呢？只有準葛爾違背天命，總是不願接受王化，不斷叛亂，或許對他們才可以稱為胡虜。總之大清承受天命，統一宇內，中外一家，上下一體，境內各族不得互相歧視。從今以後，凡臨文作字以及刊刻書籍，都不得像以前那樣胡亂避諱，空格改字，否則以大不敬治罪。」

B. 清朝時的文字獄都有哪些為何清朝君王如此的猜忌

眾所周知，清王朝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一個政權。滿族這個民族在中國民族中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民族，但是憑借著自己的軍事實力，打敗了當時搖搖欲墜的明朝政府，然後建立了清朝的政府。清朝的統治者知道自己這個民族會受到漢人的排斥，所以在清朝的統治者上位之後，就對漢人採取了很多的殘酷的統治。並且在建立了封建統治後，這些可恨的滿人們就在全國上下實行思想上的壓制，這樣的思想上的統一有利於清王朝的統治。

清朝的統治者如此的大興文字獄，無非就是害怕漢人推翻他們的政權，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滿族人的底氣是不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