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獄牽連圖片

❶ 清朝初初期最大的文字獄案，牽連了多少人

文字獄就是因文字的緣故而引發的罪案。它作為我國古代文化專制政策的一部分，在歷史上各個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漢代的楊惲案件，宋代的蘇軾烏台詩案即較為典型者。不過，總體看來，清代以前數量較少，規模不大。1644年李自成攻城，崇禎皇帝自殺，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爆發，到11月下旬，全國超過三分之二的省和省級行政區宣告脫離清政府而獨立，清朝殘存的地盤和軍隊又控制再袁世凱等軍閥手裡，清朝統治已名存實亡。到1912年1月1日，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以1912年1月1日作為中華民國紀元的開始。 清朝歷經了200多年的時間。

❷ 清代文字獄的案件

參見：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案、朱方旦案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時期，先後發生20多起文字獄。這其中震動比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發生於大臣輔政時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總的看來，康熙當政時期對知識分子採取懷柔和寬容政策，統治者還沒有把文字獄當作鎮壓反清知識分子或者漢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種有意識的政策。
康熙時期發生了兩起較大的文字獄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後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於庄廷瓏。庄廷瓏，浙江湖州人，家中豪富，想寫一部《明史》留名於世，到處搜羅資料。同鄉朱國禎曾著《明史》，有《列朝諸臣傳》等手稿沒有刻印。朱國禎死後，家道中落，家人聽說庄廷瓏想寫《明史》，就以千兩銀子的高價把《列朝諸臣傳》等先人未刻印的手稿賣給了庄廷瓏。庄廷瓏在朱國禎的手稿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補寫了崇禎朝的事跡，就刻印發行了。書中有許多指斥清朝的語言。被罷官的原歸安知縣吳之榮（此人還見於金庸小說《鹿鼎記》中，也算得上是遺臭萬年了！）是個陰險小人，看到此書後眼睛一亮，認為這是一塊再入官場的絕妙敲門磚，至少也可敲詐一筆財富。他到庄氏家中進行敲詐，分文未得，便向將軍松魁告發。松魁移命巡撫朱昌祚處理，朱昌祚又轉交督學胡尚衡。庄氏向胡尚衡行了重賄，將書中指斥清人的文字修改重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吳之榮分文未得，一氣之下便拿著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獄。庄廷瓏已死，開棺戮屍，其弟庄廷鉞受牽連被誅。原禮部侍郎李令哲曾為該書作序，本人伏法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讓他在口供中減少一歲，並告訴他只要減少一歲，按當朝慣例就可免死充軍了。令哲小兒子悲傷地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終於未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令哲的序中提到了朱氏，指的是朱國禎。吳之榮與南潯富人朱佑明結怨，硬說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於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吳嫁禍而死。松魁被免官，幕僚程維藩被處死。朱昌祚、胡尚衡向主審官行賄，把罪責推給初審此案的學官，自己免難，學官被誅。湖州太守譚希閔才上任半月，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就以隱匿罪糊里糊塗地被絞死了。凡校書、刻書、賣書以及書中牽連人名者一律喪命。《明史》案冤死者七十餘人，死者妻子大都發配邊疆。
《南山集》案起於戴名世。戴名世，安徽桐城人，自幼聰穎好學，收集明朝史跡，編寫了一部《南山集》。《南山集》中採用了同鄉方孝標的不少材料。方孝標做過平西王吳三桂的官，吳三桂叛亂後，他投降清朝比較早，得以免罪。後來寫了《鈍齋文集》和《滇黔記聞》，記錄了南明的一些異事奇聞。戴名世感到很新鮮，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跡采入《南山集》，並以南明桂王死後次年為清朝定鼎之年。
《南山集》由許多人作序，捐資刊印，刻版寄藏於方苞家中。後來戴名世考中進士，在翰林院做編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發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盪，私刻文集，信口游談，具有濃厚的反清意識。主審官判戴名世凌遲處死，族皆棄市，年幼孤兒發配邊疆。凡作序捐資者一律絞死。方孝標已死，當開棺戮屍，量刑同於戴名世。其他有牽連的32名官員給予降職罷官處分。整個案件牽連人數多達幾百，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餘人。後來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喪命。
清朝初年，滿漢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民族矛盾。漢族士大夫受清室壓迫，借文字發泄憤恨的情況是有的；明末遺臣故老著書立說，時而流露出山河故國之思，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明史》和《南山集》二案的起因就多少帶有這種色彩。清朝統治者對這個問題很敏感，為加強思想統治，防微杜漸，一旦發現就嚴厲打擊，後來變得神經質，又加之官場矛盾，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獄。其中多無根據，只是捕風捉影濫殺無辜而已。 參見：年羹堯案、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呂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風不識字」案、「維民所止」案
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時間雖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幾起文字獄都是統治集團部權力斗爭的副產品而出現的；雍正後期，幾起文字獄轉向鎮壓漢族知識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氣節。雍正即位之初，借「朋黨」的罪名，屢興大獄，整治那些曾爭奪皇位的宿敵，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權臣，如年羹堯、隆科多，以及結成科甲朋黨的漢族官員。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湖南士子曾靜、張熙策動陝甘總督岳鍾琪謀反而引發一場文字獄大案——曾靜、呂留良案。此後的文字獄出現了兩個新的動向：一是文字獄被有意識地用作壓制漢族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訐蜂起，多數文字獄都是自下而上的舉發。
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海寧人查嗣庭擔任江西主考官，所出試題用了《詩經》中有「維民所止」一句。有人說他居心叵測，「維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頭。雍正聞聽大罵，讓人搜羅他的罪過，忿忿地對群臣說：「查嗣庭向來依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舉薦過他，朕讓他在內庭行走，任為內閣學士，見他語言虛偽，鬼頭鬼腦，料其心術不正，從來就沒信用過他。後來禮部侍郎缺人，他又受人推薦。今年各省鄉試，朕以為江西是大省，應該有位朝庭大員典拿考試，就派他做了主考官。他在江西所出的試題含沙射影，嘲笑現實。據此分析，他平日必有反對當朝的文字記錄，於是派人搜查他的住所行囊，果然查獲兩本反動日記。日記內容悖亂荒唐，造謠誹謗，捏造了許多根本沒影兒的事，例如說熱河的偶然水災淹死官員八百人等等，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一派胡言，他竟然公然捏造，還用文字記錄下來。至於做出的受人請托、代人營求的勾當，更是不勝枚舉。他還記錄了科場關節，又有科場作弊書信，都很詭秘。如果僅以科場題目論罪，天下人必然認為查嗣庭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疏誤遭受刑罰，為他鳴冤叫屈。現在罪惡滔天，證據確鑿，還有何理由為他辯解呢？你們漢族官員都讀史書、通古今，縱觀歷代王朝，當知沒有任何一代比我大清朝更「正」。 查嗣庭逆行天意，惡毒攻擊我朝，絕對不可輕饒！」查嗣庭被捕，病死獄中，被戮屍示眾，兒子處死，家屬流放。
查嗣庭之獄，主要「罪證」無非是科場題目。類似情況還有很多，如翰林院庶吉士徐駿詩稿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一句，犯了清朝大忌。刑部對他的判決書說：「原任庶吉士徐駿，居心叵測，狂誕成性，在詩稿中影射譏訕我大清，按大不敬律處斬，立即執行，詩稿一律焚毀。」此案也是僅因文字犯忌，沒有其他罪證。
雍正年間最大的文字獄案是呂留良案。呂留良，浙江石門人，清朝初年曾應試為諸生，幾次參加鄉試都沒考中，氣憤中拋棄仕途，講學鄉里，其子葆中考中進士在翰林院任職，呂留良卻自稱明朝遺民，不肯屈志歸清。他長期隱居山林，授徒講學，著書立說，名聲越來越大，成為著名的道學先生，地方官多次舉他為官，他始終不肯出山。後來削發為僧，死於康熙二十二年。呂留良的著作中記載了許多清朝事跡，下筆行文毫無顧忌，尤其對康熙時政指斥頗多。呂留良死後，書稿藏於家中。
湖南靖州人曾靜到州城應試，看到呂留良的部分詩文，文中力倡華夷之別，他很感興趣，就派弟子張熙到呂留良家中求呂氏遺書。葆中熱情接待張熙，把先父遺書全部給了他，並向他介紹了呂留良之徒嚴鴻逵以及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等人。曾靜、張熙、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密切，志趣相投，以華夷之別為思想基礎，謀圖反清復明。當時恰值雍正抑制宗室，猜忌功臣，胤祀、胤禟和年羹堯等人先後被治罪，其黨徒造作流言，攻擊雍正不得人心，行將垮台。曾靜等人誤信流言，認為反清復明時機成熟。他們聽說川陝總督岳鍾琪是年羹的部將，兩次要求入京朝見雍正皆遭拒絕，對雍正又恨又怕，正暗自擔心；又聽說岳鍾琪是岳飛的後裔，而滿清則是金人後裔，岳氏與清朝恰為世仇。於是便策劃了一番，決定藉助於岳鍾琪的兵力反清復明，派張熙前往游說。張熙向岳鍾琪投遞一封書信，上面列舉了雍正的九大罪狀：弒父、逼母、害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好淫、誅忠用佞。力勸岳鍾琪擁兵舉義，光復明室。岳鍾琪收到書信後大吃一驚。為了擒得主謀，他佯裝贊同張熙意見，與張熙訂盟起誓，同生死共患難，讓張熙請出其師友輔佐起事。張熙信以為真，供出曾靜，岳鍾琪又佯裝迎請曾靜，將二人送往北京，接受雍正親審。曾靜、張熙一見皇帝，才明白被岳鍾琪出賣，立即伏地認罪，供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雍正傳命浙江總督，查抄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人家藏書籍，連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師審訊。雍正親閱呂留良書稿，研究呂留良的反清思想，認為應該就此案大造輿論，從理論上批駁華夷有別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樹特樹清朝正統觀念。他將已死的呂留良、呂葆中和嚴鴻逵戮屍，沈在寬凌遲，呂、嚴親族16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婦女幼童發往東北邊疆為奴。將此案中曾靜、張熙的口供和諭旨編為《大義覺迷錄》，頒發全國各地，又讓曾靜、張熙二人親到浙江地區去宣講，當眾懺悔認罪，消彌反清意識，雍正宣布不殺曾靜、張熙，也不許自己的子孫殺他們。官面原因是他們認罪態度好，而實際上卻是拿他們當工具使。但後來乾隆一即位，看不起這兩個軟骨頭，就以這兩人曾經惡語中傷先帝為由，將他們殺了。 參見：王錫侯《字貫》案、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古稀罪」案
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時先後發生文字獄130多起，尤其集中於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最密、文禍最多的時期。乾隆大興文字獄的目的是藉此徹底消除漢人的反清民族意識。實際上，大多數因文字獄受害人並沒有傳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時性起抒發對剃發易服的一絲不滿，對明朝的一些眷戀，對自身境遇的悲嘆。更多的受害者純粹是統治者望文生義的結果。乾隆朝的文字獄達到瘋狂、殘酷與荒唐的地步。魯迅先生曾經對清代文字獄有一段精闢的概括：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
乾隆時期也有許多文字獄，比較有名的是胡中藻詩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學生，鄂爾泰和張廷玉都是雍正的得力軍機大臣，同受雍正遺詔輔佐乾隆。乾隆即位後，二人發生矛盾，依附二人的官員也分成兩派，互相攻擊，乾隆知道這種情況後曾多次進行調解。後來鄂爾泰死去，張廷玉也退休，但兩派仍然傾軋不已。鄂爾泰是滿人，黨徒多為滿人官員；張廷玉是漢人，黨徒多為漢人官員。滿漢官員之間互相猜疑，從而發生了胡中藻詩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為內閣學士，作了一本《堅磨生詩集》，極力頌揚鄂爾泰，攻擊張廷玉。鄂爾泰之侄鄂昌任廣西巡撫，援引世誼，與胡世藻作詩對答，往復唱和。乾隆很厭惡朋黨門戶之爭，見多次調解無效，就想借文字獄懲一儆百，剎一剎黨爭惡風。他從胡中藻詩中摘出許多句子，進行曲解。例如，「一把心腸論濁清」一句，說作者故意把「濁」字加於清朝國號之上。「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一句，說作者南北分提有意製造滿漢對立。「亦天之子亦菜衣」一句，說天子句中用兩個「亦」字是大不敬等等。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時所出試題，內有「乾三爻不像龍說」，說：「乾隆及朕的年號，龍與隆同音，這顯然是有意詆毀於朕。」又指責鄂昌說：「出身於滿洲，歷任巡撫，見此等犯上詩文非但不知憤恨，反而喪心病狂，與之唱和，真是罪不容誅。」結果胡中藻被抄家，判為凌遲，後改為棄市。鄂昌賜死，連鄂爾泰的靈牌也撤出了賢良祠。
其他文字獄也是多由文字獄牽強形成的。揚州舉人徐述夔的詩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被牽強為滅清興明。禮部尚書沈德潛作詩詠黑牡丹，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曲解為辱罵滿清奪了朱氏江山。二從皆被戮屍。江蘇生員韋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個「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員程明湮給人寫壽文，用了「創大業」三字，被凌遲處死，親屬也受到牽連。安徽貢生方芬的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里哀鴻聽轉明」一句，被刨墳戮屍，禍延子孫。「清風」、「明月」是歷代文人的熱門話題，作詩行文稍有不慎，就被牽強成罪，橫受誅戮。文字獄的興起給一些挾怨小人提供了報仇之機，挖空心思在對方詩文中尋字摘句，進行誣陷，獄案一成就是家破人亡，株連親友。
文化為避免文字獄，常常將涉嫌字眼改成其他字代替，或者乾脆空起來，往往搞得文理不通，雅韻全無。後來連「胡」、「虜」、「夷」、「狄」等也成了避諱字，書籍中往往空格不刻。乾隆為此特發一道諭旨，說：「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常作空白，有的還改夷為彝，改虜為鹵，這類情況很多。揣其本意，無非是為本朝忌諱，以表示作者的敬慎，其實不知這種作法本身就是相當不敬的。孟子說過舜是東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可見夷狄等字不過是方域稱謂，自古以來聖賢們並不避諱。至於把虜安強加於本朝，那是極其荒謬的。漢、唐、宋、元、明，歷代邊疆烽火不息，常指不能臣服之國為虜。我滿洲原居東海水濱，若說是東夷之人無所不可，若說是虜就大錯特錯了。現在普天之下都是大清臣民，連窮邊遠徼都不忍視之為虜，豈可把虜字加之滿洲族呢？只有準葛爾違背天命，總是不願接受王化，不斷叛亂，或許對他們才可以稱為胡虜。總之大清承受天命，統一宇內，中外一家，上下一體，境內各族不得互相歧視。從今以後，凡臨文作字以及刊刻書籍，都不得像以前那樣胡亂避諱，空格改字，否則以大不敬治罪。」

❸ 誰能列舉一些清朝文字獄

淺談清朝前期的文字獄

自八旗入關至有清滅亡，文字獄竟與有清相始終，而尤甚於前清。清朝前期的文字獄肇於順治、漸於康熙、烈於雍正、乾隆間。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字獄的規模、內涵、背景不斷升級，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後成為阻礙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大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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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朝：三朝文字獄的先聲

順治朝文字獄雖然在數量規模上沒有辦法同後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比，處罰相對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僅僅判了發配沈陽（注意是沈陽而不是苦寒的黑龍江），函可還在此期間寫了本詩集。但是作為三朝文字獄的先聲，順治朝文字獄不但在發生密度上大大超過了從前的封建王朝，其打擊的對象、打擊內容、打擊方式大致確定，考之後朝文字獄，同樣是打擊漢族知識分子、打擊漢族的民族思想、並通過國家暴力機構來配合完成這一任務。譬如「毛重倬案件」，只因為作者沒有用順治年號就被看成是目無本朝而遭到清算。正是有順治朝的熱身，使得滿人從對文字獄沒有什麼概念到逐漸熟悉文字獄，並利用其作為一種民族壓迫的工具。也為後來一百多年的文字獄打下了基礎。

康熙朝：文字獄的成型出爐階段

在順治朝處理文字獄的基礎上，滿清的官僚逐漸掌握了對付不願與之合流的漢人，尤其是漢朝知識分子的方法。但是這個階段來說手段還不是特別老練，不比後朝連興一百五十件文字獄那樣老辣從容。譬如《續金瓶梅集》案，說作者反清，其實跡象明顯，但是只因為作者在書名上作了改動，又結交了官府很快就被放了出來。《嶙雲集詩案》案更是只因為選錄詩家太多無法查出就裡而不了了之。比之乾隆朝的因一句話而定罪殺人來說，康熙朝的文字獄還算是比較寬容的。

但是這僅僅是相對雍正乾隆這個最黑暗的時期而言的，其實文字獄本身還是酷烈的。康熙親政以前熬拜掌權的時候就有所謂明史案，可以看成文字獄由小變大的一個轉折點，不僅作者、資助者被殺被放，連印刷刻字的工人，只要是書上列上名字的人都被株連到，終清一世，刻字工匠不敢將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雕之版上，可見其影響之劇烈。後來康熙扳倒了熬拜，但繼承了文字獄，《南山集》案就是個典型代表，前後被殺百餘人，文化名城桐城的方、戴兩世家受到嚴重打擊。

康熙的文字獄雖然因為沒有精心網羅，有些最後沒有成獄，但是其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漢族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譬如上述的方、戴兩家就是代表，還有名儒孫奇逢、戴名世，甚至連顧炎武都被牽連到，雖然有的僥幸脫罪，但是還是有大批大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康熙自己寫詩也承認說：「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胭脂半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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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還殺技術型知識分子，本來這些人於政治上沒有危險但是還是遭到文字獄的橫禍。譬如名醫朱方旦，就是因為提出人的神經中樞是腦而不是心這點現在看來的常識，而被殺害。康熙自吹自擂精通西學，由此看來這個人頂多就是個成績良好的好學生，但僅此而已。就這件事上看出，對於現代科技康熙還是個門外漢。另外，有人對評書的說唱形式作了點改進，也被殺了頭，這兩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清朝對於文化科技的扼殺。

總而言之，康熙朝在文字獄問題上面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不但使順治朝偶發的小事件變成震動全國的大案獄，也使清吏逐漸熟悉文字獄、掌握文字獄這門荼毒民族的罪惡「技術」。為以後的黑暗年代打下伏筆。

雍正朝：逐漸轉烈的文字獄

雍正朝在位十三年，在案的文字獄就達到二十多起，數量雖然不超過乾隆，但是密度卻也是僅次於乾隆。而且多為大案、重案動輒牽連百數，而且比之康熙朝，連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員也開始遭文字之禍。象查嗣庭案、曾靜案，都是禍連百口、轟動全國的大案。而且案件不再象康熙順治那樣點到為止。雍正幾乎已經把刑獄發展成了一門「藝術」。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斷擴大，不斷株連，譬如查嗣庭案，原來只是發配，後來查抄日記

查出怨望之詞，再後擴大株連，最後搞得整個海寧雞飛狗跳，人人自危。

作者： 倚芸 2006-4-9 13:07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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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淺談清朝前期的文字獄

有的案件舊案生新案：譬如謝濟世案，原來只發配阿爾泰，後來這個人在貶所還寫詩寫文，被派來監視的軍將發現，一狀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後來乾隆朝的時候又起風波，好在這個人人緣好，好幾次都大難不死。

有的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堯案後來又牽連出汪景祺案、錢名世案。曾靜案牽連出范時傑案。

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牽連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堯筆誤案最後牽連出其謀反的案子。

雍正還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利用案件，譬如突發奇想的送給錢名世一塊「名教罪人」的匾額，讓他自己掛在自家堂上，還讓他自己出錢出版京官譏辱他的詩集，還發到各級機關學校來做為反面教材。曾靜案一開始也沒殺他，還讓他去風俗使那裡報到待命，周遊列國現身說法，自己還編了本〈〈大義覺迷錄〉〉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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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說來象是鬧劇，但是其實不如是看作清朝官吏在文字獄問題上的一次技術、理論改革，經過雍正這一朝，發展出了所謂誅心論的文字獄指導理論，官吏也在幾乎兩年三次的文字獄集訓中掌握了大量的辦案「技巧」，用這些「技巧」作為給下一個血雨腥風的乾隆時代的「盛世的獻禮」。

乾隆朝：登峰造極的文字獄時代

乾隆執政六十三年，號稱所謂盛世，而就是這個所謂盛世里上演了一出影響巨大的思想大鉗制運動，不但把科舉考試弄成了烏煙瘴氣，把民間的遺書燒個乾乾凈凈，在文字獄方面更是集了大成，一百三十餘件，比全中國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獄總和還多！

如果說康熙朝針對的知識分子，雍正朝喜歡殺一儆百，那麼乾隆是把矛頭針對了全社會，而且手段極為嚴厲。

江南名儒沈德潛，乾隆朝五大詞人之一，中舉後十年之間就，入值軍機。他退休以後還贈送了太子少保，從一品。可以說是榮耀已極，似乎無以復加了。但是就是在這個太子少太保死後不到一年。就因為查出來他的詩集里有幾篇他給乾隆皇帝當槍手寫的詩，還有若干牽強附會的「反詩」而遭到清算。

乾隆一生號稱作詩四萬多首，由此看出許多是有人代寫的，譬如紀曉嵐、沈德潛就是當槍手當的好而得寵的。這個十全皇帝自己還這樣作弊，可想而知官場試場上的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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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沈德潛這樣的寵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是在劫難逃，哪怕是人發瘋狂言也遭到殺戮，乾隆一朝所殺瘋人妄語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人捕風捉影。尤其是牽連到民族問題則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壺兒擱半邊」，乾隆說他是借壺指胡，就是滿族，因此就治了罪。象這樣的例子在乾隆朝的文字獄里邊是可謂是數不勝數。

另外，還有一件案子很可以深究——王錫侯《字貫》案。乾隆自說自話認為自己在文化上大有作為，其實是他在搞樣板戲方面大有作為，比之康熙阻梗文化科技發展乾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朝編寫了康熙字典，王錫侯出於好心，認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於是花費十七年心血編寫出字貫，意在讀康熙字典有所補益。不想乾隆得知以後，居然獸性大發將王錫侯立刻處死，還把字貫徹底禁毀。

由此事看出乾隆其實並非真正熱衷文化，而是要奪取文化上的最終解釋權，最終方向權，也就是要徹底控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漢族人民的思想，所以他要四處搜書燒書，所以他不準西洋傳教士來中國，所以他不準別人註解四書五經，所以他要編寫四庫全書，所以他要殺王錫侯，所以他要興文字獄。

終乾隆一朝文字獄來得比自古以來的任何時候都猛烈都深刻，這絕不是乾隆心血來潮的暴戾體現，而是滿洲封建統治階層挖空心思弱化人民的長期國策，或者說長期陰謀。

結語

文字獄的高壓政策看起來確實是效果顯著，到嘉慶道光年間，即使再想找點茬搞點文字獄，所面對的也只是萬馬齊喑的暗淡局面，哪怕後來林則徐、魏源寫一些開眼看世界的書也不敢讓太多同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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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乾隆還沒玩完，川陝人民已經按捺不住心中怒火紛紛揭竿而起，緊緊接著的就是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國運動，最後武昌一呼，天下光復。

自從嘉慶開始，清朝的皇帝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慘淡收場，不是他們自己想這樣，而是時局迫使然罷了，時局是如何搞成這樣的呢，無非從前的事情結出的惡果罷了，我想，其中一顆比較大比較黑的大概就叫做：文字獄。

❹ 清朝著名的文字獄有哪些受害者

清朝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盪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4]。順治四年（1647年），發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獄「函可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書」《變記》而被逮捕，後來流放到沈陽。除此之外，順治十八年（1661年）還發生了「明史案」，於兩年後結案。
[編輯] 明史案
主條目：莊廷鑨明史案
浙江烏程（今吳興）盲人莊廷鑨，想學習歷史上同為盲人的左丘明，著寫一部史書。但又愧於自己所知不多，便去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編輯。書中仍奉尊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並增補明末崇禎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諱的。該書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編成後，莊廷鑨死，其父庄允城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敲詐不成，反去告發，事情越鬧越大，最後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當時康熙年幼尚未親政，鰲拜下令逮捕並嚴厲處置涉案的相關人士。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後來死於獄中，莊廷鑨被掘墓開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先後因此獄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康熙自14歲親政後發生過一起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編輯] 南山集案
主條目：南山案
方孝標曾到雲南做吳三桂的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名世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結果被人告發認為其著作中有「大逆」語。其實著作中並無真正抵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書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書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犯了清朝的大忌。結果此案也波及數百人，吏部原定將戴名世斬首，處死家族中十六歲以上男子，而將女眷等沒收為奴婢。不過後來康熙下令只殺戴名世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百餘人改為流放寧古塔。
雍正朝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如「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
[編輯] 查嗣庭試題案
主條目：查嗣庭試題案
1726年發生了文字獄史上流傳最廣泛的大案「查嗣庭試題案」。禮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試題出的是「維民所止」，出自《大學》。但這句話卻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說「維止」二字乃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輕信大怒，令查嗣庭斬首。
[編輯] 呂留良案
主條目：呂留良案
湖南的曾靜和張熙兩個書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呂留良的著作中「華夷之辨」等觀點的影響，到處進行反清活動。後來曾靜和張熙策動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鍾琪謀反，結果被告發。雍正下令親自審問曾靜等人，不過他認為曾靜等為「迂妄之輩」，決定予以赦免，但卻將死去幾十年的呂留良開棺鞭屍示眾，其許多親族、學生及刻書藏書者也受到牽連。同時，雍正帝將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一一進行了辯解和駁斥，編為《大義覺迷錄》，並派大員帶領曾靜到各地進行宣講。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詔停止文字獄。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國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文字獄開始重現。尤其到乾隆中後期，文字獄達到高峰，而且非常嚴酷。乾隆年間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

❺ 清朝文字獄最著名的案件都有什麼呢

清朝文字獄 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獄首先發生在康熙一朝，共有兩起：一起是「明史獄」。浙江烏程（今吳興）富商庄廷攏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列朝諸臣傳》，邀集許多名士加以編輯，並增補了明末天啟、崇禎兩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滿洲的文句，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中直書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將降清者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號，而用南明永曆等朝的年號。書編成後，庄廷攏已經去世，其父庄允城將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發，庄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庄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都被處死。先後因此獄牽連被殺者達70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獄。方孝標曾經到雲南在吳三桂部下做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名世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認為有「大逆」語。其實二人著作並無什麼詆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孝標的書中說到南明永曆政權不算為偽朝，戴名世的書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又揭露了康熙帝殺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傾向明朝的口氣敘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對南明諸王寄以同情。結果此獄也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已死被戮屍，兩家男子16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到黑龍江。 清代文字獄中惟一的謀反案件，呂留良、曾靜之獄，發生在雍正皇朝。呂留良是一個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斗爭失敗，就在家裡收子弟教書。有人推薦他博學鴻詞，他堅決拒絕了，後來他索性到寺院里，剃頭當和尚，躲在寺院里著書立說。書里有反對清朝統治的內容，幸好書寫成了，沒有流傳開去，呂留良死後，更沒被人注意。湖南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對呂留良的學問十分敬佩，就派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聽他遺留的文稿。張熙一到浙江，不但打聽到文稿的下落，還找到呂留良的兩個學生。張熙跟他們一談，很合得來。他向曾靜匯報後，曾靜也約倆人見了面，4個人議論起清朝統治，並商量怎樣推翻清王朝。曾靜打聽到擔任陝甘總督的漢族大臣岳鍾琪，掌握很大兵權，頗受重用。要是能勸說岳鍾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曾靜寫了一封信，派張熙去找岳鍾琪。岳鍾琪收到信後，大吃一驚，在威逼張熙交待同謀不成之下，假裝答應，張熙於是將他們的計劃、主謀人員一一交待。岳鍾琪馬上上奏雍正，報告這起謀反事件。雍正帝將他們嚴加查辦。呂留良已經死了，雍正把呂留良的墳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呂留良的後代和他的兩個學生滿門抄斬。還有不少相信呂留良的讀書人也受到株連，被罰到邊遠地區充軍。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獄高潮已經過去，還發生了所謂《篤國策》案。由於乾隆時代社會趨向穩定，文字獄引起挾嫌誣陷，株連親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這對於鞏固滿清統治秩序並不有利。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統治者調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續100多年的文字獄，在乾隆後期終於告一段落

❻ 清朝文字獄竟然這么危險，為何在乾隆時代老提大明湖畔

因為大明湖的北岸有一座鐵公祠，是乾隆為了歌頌鐵鉉而建造的，所以清朝的文字獄當時並沒有影響到大明湖畔這個地方。清朝的文字獄盛行，這已被許多人所證實了。因為它的緣故，無數文人受到牽連，有的甚至株連九族。在清朝，乾隆時代的文字獄是最多的。據統計，清朝一共有200多起文字獄，其中130多起都是發生在乾隆時期。

事實上，也許一切都沒那麼復雜，因為也許當時乾隆根本就沒有想過要整治這個“大明湖畔”。因為在大明湖的北岸，有一座祠堂，叫做鐵公祠，這是當年乾隆為了紀念鐵鉉而建的。之後還經過多次修繕，可以看出文字獄並沒有影響到大明湖畔，清朝還是十分尊重歷代的英雄的。但是我想時至今日，大家聽到大明湖畔的時候，想到的依然是那個撐著傘的夏雨荷吧。

❼ 清朝大興文字獄，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在順治到乾隆年間，文字獄在這個階段達到了一百六十多次，而乾隆甚至以修四庫的名義來嚴查禁書在，最後導致很多的珍貴書籍都被焚毀了。同時因為文字獄，清朝時期的很多文人墨客，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因為文字獄，最後被貶官，最嚴重的還會被抄家滅族。

文字獄對當時的人民危害很大，而文字獄本身也只不過是掌權著為了穩固手中的權利，以此來限制那些思想者的冤獄而已。同時文字獄也給當時的社會風氣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而那些選擇讀書的人，為了抱住自己的性命，最後只好苦讀一些四書五經，以此來保全性命，而這樣做的後果便是人才的大量流失。

❽ 清康熙時的文字獄

清文字獄案例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的文字獄並不多，「文禁稍寬」是學人對他的評價。確實，如康熙也像其後人雍正、乾隆那樣，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早被抄家滅族了，要麼根本不可能進行什麼研究。但「文禁稍寬」不是說文禁不存在，如果觸到了統治者的痛處，一樣會有大禍臨頭。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檢舉當朝名士，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盪。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處。於是一場文字大獄就此開幕。

那麼，該文字大獄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許人也？我們可以先來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傳：「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雋逸，課徒自給。以制舉業發名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棄去。自是往來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賣文為活。喜讀太史公書，考求前代奇節瑋行。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鬱，氣逸發不可控御。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嘗遇方苞京師，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未能誘而出之也。」因太息別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授編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禍作」。

戴名世與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歲。他是個從小十分聰明的人，六歲從塾師學習，五年後即精通四書五經，以後更是探研經史百家。後因「家世零落」，「恆產盡失」，二十歲即課徒養親。以後的行狀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歲後即游歷「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這其實也效太史公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之所為，大約從此時戴就有憑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這在戴的《孓遺錄》一文中表露無遺「（康熙）方寬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歷期間，戴的文名也隨之滿天下。

戴名世才氣橫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時，吁嗟咄喳，旁若無人」，見王公貴人，最多不過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貴人。但說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確的，戴早年或有對清的低觸情緒，但後來見天下太平，國家全盛，不可能對他沒有觸動，他後來能去參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對清的認同。他要修明史，不過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他認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無負盛世」，「報效國家」。

戴名世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從蘇州進北京，考中舉人。四十八年（1709）參加會試，中第一名貢士，殿試獲一甲第二名進士（俗稱榜眼），被授翰林編修，參與編篡明史。應該說，青年時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償所願。但不期殺身之禍也正由此時種下。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會試第一的成績，大家都以為戴理所當然地會成為今科狀元，但不料狀元竟為一無名小子趙詔熊所得。趙詔熊何許人也，他就是後來首告戴名世的趙申喬之子。趙申喬，字慎旃，江南武進人。康熙九年進士。為官廉潔且頗有德政，深為康熙所重，此時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狀元出乎眾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議，認為可能是趙申喬作了手腳的結果。但平心而論，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為之，因為狀元都是欽點，以康熙之精明，趙申喬不可能操弄他；且趙申喬頗有操守，未必肯為此等無恥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壓壓他的傲氣耳。但無論如何，趙、戴就此結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實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書中「悖逆」之處有：《與餘生書》一文中錄有南明三王年號，並將南明與蜀漢、南宋相比，認為未可以偽朝視之。在另一文《與弟子倪生書》一文中提到清開端應為康熙元年，順治朝不得為正統。《南山集》中尚記有以下內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秭長公主，棲於奎家，相見掩面器。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俱禍，言於官曰：『太子不知真偽，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識之。或言為真，或言為偽，謂真者皆死。太子後殺於獄中」。

《南山集偶抄》為十年前戴之門人尤雲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號及事跡是戴從方孝標一書《滇黔紀聞》處抄得。方家的與戴齊名的一個大名士方苞為此書作序。這使此案一下又牽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標，別號崗樓，安徽桐城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曾官弘文院侍讀學士。1657年「南闈科場案」發，因其弟方章鉞捲入其中，「方章鉞……俱著責40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並流徙寧古塔」。三年後，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標游歷了一次滇黔，回來後追記成書，名曰《滇黔紀聞》。書中記錄了永曆帝在滇的覆滅，南明的忠義之士、遺民的事跡，李定國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擬對此案以「大逆」論處。這樣戴名世將被凌遲處死，其三代以內直系親屬十六歲以上者將被立斬，十五歲以下者及女眷將發邊或作功臣奴僕。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將處絞刑。同時與此案有涉的方孝標家族也將被一並治罪。

康熙卻沒有對此立即處理，因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夠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實對此案中的所謂「悖逆」文字並不十分在意，因為如果以此為標准，則康熙朝那些明之遺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當如何？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的「（對付夷狄）殺之不能為不義，誘之不能為不信」等等簡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視若無睹，獨不能輕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終還是沒有放過此案，只是從輕論處。二年後，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詔：

戴名世立刻處斬，方孝標此時早死，但仍被發棺「戮屍」。方孝標的兒子方登峰等，孫子方式濟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貞觀、方世軍等被流放黑龍江。

康熙為什麼最後還是要成此冤獄呢？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戴名世關於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雖說那段文字說到的是多爾袞，但康熙在幾年前剛用同樣的手法把最後一個崇禎的兒子（已經七十五歲了）以「他們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誅殺，而且殺了他的全部兒子。這段隱私，不能不說是康熙的一個心病，戴名世居然對此不知忌諱，康熙也只好那他開刀了。

關於《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後的命運，可看以下資料：

方苞(1668～1749) 字風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派創始人。32歲參加江南鄉試中舉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進士第四，因母病，未參加殿試。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兩年，後經李光地營救免死，編入漢軍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書房，後移養蒙齋， 編校《御制樂律》、《演算法》諸書。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1723)赦還原 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遷待講學士，十一年，遷內閣學士、禮部待郎，充《一統志》總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禮義疏》副總裁，七年，因病辭歸，賜翰林院待講銜。治經以宋 儒為宗，尤致力於《春秋》、《三禮》。論文提倡「義法」，認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以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後桐城派的文論，以此 為綱領加以補充發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辯》、《周官析疑》、《考工記析疑》、 《儀禮析疑》、《喪禮或問》、《禮記析疑》、《左傳義法舉要》、《春秋通論》、《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錄》、《離騷正義》、《方苞文集》等。

方觀承(1698～1768) 字遐谷，號問亭，又號宜田。清治水與植棉專家。式濟子。少年因《 南山集》案牽連，祖父、父親被流放黑龍江，他與兄觀象寄居於江寧清涼山僧寺。因書法被 平郡王福彭賞識，任症郡王記室。清雍正十年(1732)隨福彭征准噶爾，十三年，補內閣中書 。乾隆二年(1737)充軍機處章京，累遷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隸清河道，後歷任按察使、布政使、山東巡撫、浙江巡撫、直隸總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閃年仍任直隸 總督。總督直隸20年，重視治水、興修水利以及棉花生產，先後治理永定河方略數下疏，延 趙一清、戴震輯《直隸河渠書》130餘卷。三十年，繪制《棉花圖》(又名《木棉圖說》)16 幅進呈乾隆，系統地說明從種植到製成棉布的過程，總結了每個生產程序的生產經驗，並在 當地推行。病卒後，謚恪敏。蓍有《述本堂詩集十八種》、《述本堂詩續集》、《薇香集》 、《燕香集》、《問亭集》，另與秦惠田同撰《五禮通考》。

告密者趙申喬是個清官、能吏。《清史稿》載：「…….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縣，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賢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遷員外郎，以病乞歸。四十年，以直隸巡撫李光地薦，召見，上察申喬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辭，上諭曰：「浙江財賦地，自張鵬翮後，錢糧多矇混，當秉公察核，不虧帑，不累民。布政使為一省表率，爾清廉，屬吏自皆守法。」申喬頓首謝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黽勉為好官，請置重典。」申喬上官，不挾幕客，治事皆躬親，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諭獎申喬居官清，能踐其言，就遷巡撫。布政使舊有貼解費，歲支不過十之五，申喬積二千餘金，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奏銷不名一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毋以擾民也。」錢塘江潮嚙塘，申喬令鎔鐵貫石，築子塘為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