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牵连图片

❶ 清朝初初期最大的文字狱案，牵连了多少人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汉代的杨恽案件，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即较为典型者。不过，总体看来，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1644年李自成攻城，崇祯皇帝自杀，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到11月下旬，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省和省级行政区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朝残存的地盘和军队又控制再袁世凯等军阀手里，清朝统治已名存实亡。到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纪元的开始。 清朝历经了200多年的时间。

❷ 清代文字狱的案件

参见：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案、朱方旦案
清朝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
康熙时期发生了两起较大的文字狱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于庄廷珑。庄廷珑，浙江湖州人，家中豪富，想写一部《明史》留名于世，到处搜罗资料。同乡朱国祯曾着《明史》，有《列朝诸臣传》等手稿没有刻印。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家人听说庄廷珑想写《明史》，就以千两银子的高价把《列朝诸臣传》等先人未刻印的手稿卖给了庄廷珑。庄廷珑在朱国祯的手稿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补写了崇祯朝的事迹，就刻印发行了。书中有许多指斥清朝的语言。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此人还见于金庸小说《鹿鼎记》中，也算得上是遗臭万年了！）是个阴险小人，看到此书后眼睛一亮，认为这是一块再入官场的绝妙敲门砖，至少也可敲诈一笔财富。他到庄氏家中进行敲诈，分文未得，便向将军松魁告发。松魁移命巡抚朱昌祚处理，朱昌祚又转交督学胡尚衡。庄氏向胡尚衡行了重贿，将书中指斥清人的文字修改重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吴之荣分文未得，一气之下便拿着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狱。庄廷珑已死，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受牵连被诛。原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为该书作序，本人伏法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让他在口供中减少一岁，并告诉他只要减少一岁，按当朝惯例就可免死充军了。令哲小儿子悲伤地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终于未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难。令哲的序中提到了朱氏，指的是朱国祯。吴之荣与南浔富人朱佑明结怨，硬说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于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吴嫁祸而死。松魁被免官，幕僚程维藩被处死。朱昌祚、胡尚衡向主审官行贿，把罪责推给初审此案的学官，自己免难，学官被诛。湖州太守谭希闵才上任半月，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被绞死了。凡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明史》案冤死者七十余人，死者妻子大都发配边疆。
《南山集》案起于戴名世。戴名世，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收集明朝史迹，编写了一部《南山集》。《南山集》中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不少材料。方孝标做过平西王吴三桂的官，吴三桂叛乱后，他投降清朝比较早，得以免罪。后来写了《钝斋文集》和《滇黔记闻》，记录了南明的一些异事奇闻。戴名世感到很新鲜，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迹采入《南山集》，并以南明桂王死后次年为清朝定鼎之年。
《南山集》由许多人作序，捐资刊印，刻版寄藏于方苞家中。后来戴名世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做编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信口游谈，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主审官判戴名世凌迟处死，族皆弃市，年幼孤儿发配边疆。凡作序捐资者一律绞死。方孝标已死，当开棺戮尸，量刑同于戴名世。其他有牵连的32名官员给予降职罢官处分。整个案件牵连人数多达几百，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余人。后来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清朝初年，满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汉族士大夫受清室压迫，借文字发泄愤恨的情况是有的；明末遗臣故老着书立说，时而流露出山河故国之思，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明史》和《南山集》二案的起因就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清朝统治者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为加强思想统治，防微杜渐，一旦发现就严厉打击，后来变得神经质，又加之官场矛盾，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文字狱。其中多无根据，只是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而已。 参见：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
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
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海宁人查嗣庭担任江西主考官，所出试题用了《诗经》中有“维民所止”一句。有人说他居心叵测，“维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头。雍正闻听大骂，让人搜罗他的罪过，忿忿地对群臣说：“查嗣庭向来依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举荐过他，朕让他在内庭行走，任为内阁学士，见他语言虚伪，鬼头鬼脑，料其心术不正，从来就没信用过他。后来礼部侍郎缺人，他又受人推荐。今年各省乡试，朕以为江西是大省，应该有位朝庭大员典拿考试，就派他做了主考官。他在江西所出的试题含沙射影，嘲笑现实。据此分析，他平日必有反对当朝的文字记录，于是派人搜查他的住所行囊，果然查获两本反动日记。日记内容悖乱荒唐，造谣诽谤，捏造了许多根本没影儿的事，例如说热河的偶然水灾淹死官员八百人等等，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一派胡言，他竟然公然捏造，还用文字记录下来。至于做出的受人请托、代人营求的勾当，更是不胜枚举。他还记录了科场关节，又有科场作弊书信，都很诡秘。如果仅以科场题目论罪，天下人必然认为查嗣庭出于无心，偶因文字疏误遭受刑罚，为他鸣冤叫屈。现在罪恶滔天，证据确凿，还有何理由为他辩解呢？你们汉族官员都读史书、通古今，纵观历代王朝，当知没有任何一代比我大清朝更“正”。 查嗣庭逆行天意，恶毒攻击我朝，绝对不可轻饶！”查嗣庭被捕，病死狱中，被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家属流放。
查嗣庭之狱，主要“罪证”无非是科场题目。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稿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一句，犯了清朝大忌。刑部对他的判决书说：“原任庶吉士徐骏，居心叵测，狂诞成性，在诗稿中影射讥讪我大清，按大不敬律处斩，立即执行，诗稿一律焚毁。”此案也是仅因文字犯忌，没有其他罪证。
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浙江石门人，清朝初年曾应试为诸生，几次参加乡试都没考中，气愤中抛弃仕途，讲学乡里，其子葆中考中进士在翰林院任职，吕留良却自称明朝遗民，不肯屈志归清。他长期隐居山林，授徒讲学，着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大，成为着名的道学先生，地方官多次举他为官，他始终不肯出山。后来削发为僧，死于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的着作中记载了许多清朝事迹，下笔行文毫无顾忌，尤其对康熙时政指斥颇多。吕留良死后，书稿藏于家中。
湖南靖州人曾静到州城应试，看到吕留良的部分诗文，文中力倡华夷之别，他很感兴趣，就派弟子张熙到吕留良家中求吕氏遗书。葆中热情接待张熙，把先父遗书全部给了他，并向他介绍了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以及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等人。曾静、张熙、严鸿逵、沈在宽等往来密切，志趣相投，以华夷之别为思想基础，谋图反清复明。当时恰值雍正抑制宗室，猜忌功臣，胤祀、胤禟和年羹尧等人先后被治罪，其党徒造作流言，攻击雍正不得人心，行将垮台。曾静等人误信流言，认为反清复明时机成熟。他们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年羹的部将，两次要求入京朝见雍正皆遭拒绝，对雍正又恨又怕，正暗自担心；又听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而满清则是金人后裔，岳氏与清朝恰为世仇。于是便策划了一番，决定借助于岳钟琪的兵力反清复明，派张熙前往游说。张熙向岳钟琪投递一封书信，上面列举了雍正的九大罪状：弑父、逼母、害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好淫、诛忠用佞。力劝岳钟琪拥兵举义，光复明室。岳钟琪收到书信后大吃一惊。为了擒得主谋，他佯装赞同张熙意见，与张熙订盟起誓，同生死共患难，让张熙请出其师友辅佐起事。张熙信以为真，供出曾静，岳钟琪又佯装迎请曾静，将二人送往北京，接受雍正亲审。曾静、张熙一见皇帝，才明白被岳钟琪出卖，立即伏地认罪，供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雍正传命浙江总督，查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家藏书籍，连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师审讯。雍正亲阅吕留良书稿，研究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认为应该就此案大造舆论，从理论上批驳华夷有别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树特树清朝正统观念。他将已死的吕留良、吕葆中和严鸿逵戮尸，沈在宽凌迟，吕、严亲族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发往东北边疆为奴。将此案中曾静、张熙的口供和谕旨编为《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各地，又让曾静、张熙二人亲到浙江地区去宣讲，当众忏悔认罪，消弥反清意识，雍正宣布不杀曾静、张熙，也不许自己的子孙杀他们。官面原因是他们认罪态度好，而实际上却是拿他们当工具使。但后来干隆一即位，看不起这两个软骨头，就以这两人曾经恶语中伤先帝为由，将他们杀了。 参见：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古稀罪”案
干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30多起，尤其集中于干隆中期，是三朝中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干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干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干隆时期也有许多文字狱，比较有名的是胡中藻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学生，鄂尔泰和张廷玉都是雍正的得力军机大臣，同受雍正遗诏辅佐干隆。干隆即位后，二人发生矛盾，依附二人的官员也分成两派，互相攻击，干隆知道这种情况后曾多次进行调解。后来鄂尔泰死去，张廷玉也退休，但两派仍然倾轧不已。鄂尔泰是满人，党徒多为满人官员；张廷玉是汉人，党徒多为汉人官员。满汉官员之间互相猜疑，从而发生了胡中藻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为内阁学士，作了一本《坚磨生诗集》，极力颂扬鄂尔泰，攻击张廷玉。鄂尔泰之侄鄂昌任广西巡抚，援引世谊，与胡世藻作诗对答，往复唱和。干隆很厌恶朋党门户之争，见多次调解无效，就想借文字狱惩一儆百，刹一刹党争恶风。他从胡中藻诗中摘出许多句子，进行曲解。例如，“一把心肠论浊清”一句，说作者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一句，说作者南北分提有意制造满汉对立。“亦天之子亦菜衣”一句，说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是大不敬等等。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时所出试题，内有“乾三爻不像龙说”，说：“干隆及朕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这显然是有意诋毁于朕。”又指责鄂昌说：“出身于满洲，历任巡抚，见此等犯上诗文非但不知愤恨，反而丧心病狂，与之唱和，真是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被抄家，判为凌迟，后改为弃市。鄂昌赐死，连鄂尔泰的灵牌也撤出了贤良祠。
其他文字狱也是多由文字狱牵强形成的。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被牵强为灭清兴明。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曲解为辱骂满清夺了朱氏江山。二从皆被戮尸。江苏生员韦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个“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员程明湮给人写寿文，用了“创大业”三字，被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牵连。安徽贡生方芬的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一句，被刨坟戮尸，祸延子孙。“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作诗行文稍有不慎，就被牵强成罪，横受诛戮。文字狱的兴起给一些挟怨小人提供了报仇之机，挖空心思在对方诗文中寻字摘句，进行诬陷，狱案一成就是家破人亡，株连亲友。
文化为避免文字狱，常常将涉嫌字眼改成其他字代替，或者干脆空起来，往往搞得文理不通，雅韵全无。后来连“胡”、“虏”、“夷”、“狄”等也成了避讳字，书籍中往往空格不刻。干隆为此特发一道谕旨，说：“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常作空白，有的还改夷为彝，改虏为卤，这类情况很多。揣其本意，无非是为本朝忌讳，以表示作者的敬慎，其实不知这种作法本身就是相当不敬的。孟子说过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可见夷狄等字不过是方域称谓，自古以来圣贤们并不避讳。至于把虏安强加于本朝，那是极其荒谬的。汉、唐、宋、元、明，历代边疆烽火不息，常指不能臣服之国为虏。我满洲原居东海水滨，若说是东夷之人无所不可，若说是虏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普天之下都是大清臣民，连穷边远徼都不忍视之为虏，岂可把虏字加之满洲族呢？只有准葛尔违背天命，总是不愿接受王化，不断叛乱，或许对他们才可以称为胡虏。总之大清承受天命，统一宇内，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境内各族不得互相歧视。从今以后，凡临文作字以及刊刻书籍，都不得像以前那样胡乱避讳，空格改字，否则以大不敬治罪。”

❸ 谁能列举一些清朝文字狱

浅谈清朝前期的文字狱

自八旗入关至有清灭亡，文字狱竟与有清相始终，而尤甚于前清。清朝前期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干隆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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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朝：三朝文字狱的先声

顺治朝文字狱虽然在数量规模上没有办法同后来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相比，处罚相对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仅仅判了发配沈阳（注意是沈阳而不是苦寒的黑龙江），函可还在此期间写了本诗集。但是作为三朝文字狱的先声，顺治朝文字狱不但在发生密度上大大超过了从前的封建王朝，其打击的对象、打击内容、打击方式大致确定，考之后朝文字狱，同样是打击汉族知识分子、打击汉族的民族思想、并通过国家暴力机构来配合完成这一任务。譬如“毛重倬案件”，只因为作者没有用顺治年号就被看成是目无本朝而遭到清算。正是有顺治朝的热身，使得满人从对文字狱没有什么概念到逐渐熟悉文字狱，并利用其作为一种民族压迫的工具。也为后来一百多年的文字狱打下了基础。

康熙朝：文字狱的成型出炉阶段

在顺治朝处理文字狱的基础上，满清的官僚逐渐掌握了对付不愿与之合流的汉人，尤其是汉朝知识分子的方法。但是这个阶段来说手段还不是特别老练，不比后朝连兴一百五十件文字狱那样老辣从容。譬如《续金瓶梅集》案，说作者反清，其实迹象明显，但是只因为作者在书名上作了改动，又结交了官府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嶙云集诗案》案更是只因为选录诗家太多无法查出就里而不了了之。比之干隆朝的因一句话而定罪杀人来说，康熙朝的文字狱还算是比较宽容的。

但是这仅仅是相对雍正干隆这个最黑暗的时期而言的，其实文字狱本身还是酷烈的。康熙亲政以前熬拜掌权的时候就有所谓明史案，可以看成文字狱由小变大的一个转折点，不仅作者、资助者被杀被放，连印刷刻字的工人，只要是书上列上名字的人都被株连到，终清一世，刻字工匠不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雕之版上，可见其影响之剧烈。后来康熙扳倒了熬拜，但继承了文字狱，《南山集》案就是个典型代表，前后被杀百余人，文化名城桐城的方、戴两世家受到严重打击。

康熙的文字狱虽然因为没有精心网罗，有些最后没有成狱，但是其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譬如上述的方、戴两家就是代表，还有名儒孙奇逢、戴名世，甚至连顾炎武都被牵连到，虽然有的侥幸脱罪，但是还是有大批大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康熙自己写诗也承认说：“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胭脂半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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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还杀技术型知识分子，本来这些人于政治上没有危险但是还是遭到文字狱的横祸。譬如名医朱方旦，就是因为提出人的神经中枢是脑而不是心这点现在看来的常识，而被杀害。康熙自吹自擂精通西学，由此看来这个人顶多就是个成绩良好的好学生，但仅此而已。就这件事上看出，对于现代科技康熙还是个门外汉。另外，有人对评书的说唱形式作了点改进，也被杀了头，这两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清朝对于文化科技的扼杀。

总而言之，康熙朝在文字狱问题上面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使顺治朝偶发的小事件变成震动全国的大案狱，也使清吏逐渐熟悉文字狱、掌握文字狱这门荼毒民族的罪恶“技术”。为以后的黑暗年代打下伏笔。

雍正朝：逐渐转烈的文字狱

雍正朝在位十三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二十多起，数量虽然不超过干隆，但是密度却也是仅次于干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牵连百数，而且比之康熙朝，连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开始遭文字之祸。象查嗣庭案、曾静案，都是祸连百口、轰动全国的大案。而且案件不再象康熙顺治那样点到为止。雍正几乎已经把刑狱发展成了一门“艺术”。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断扩大，不断株连，譬如查嗣庭案，原来只是发配，后来查抄日记

查出怨望之词，再后扩大株连，最后搞得整个海宁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作者： 倚芸 2006-4-9 13:0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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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浅谈清朝前期的文字狱

有的案件旧案生新案：譬如谢济世案，原来只发配阿尔泰，后来这个人在贬所还写诗写文，被派来监视的军将发现，一状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后来干隆朝的时候又起风波，好在这个人人缘好，好几次都大难不死。

有的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尧案后来又牵连出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曾静案牵连出范时杰案。

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牵连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尧笔误案最后牵连出其谋反的案子。

雍正还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利用案件，譬如突发奇想的送给钱名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让他自己挂在自家堂上，还让他自己出钱出版京官讥辱他的诗集，还发到各级机关学校来做为反面教材。曾静案一开始也没杀他，还让他去风俗使那里报到待命，周游列国现身说法，自己还编了本〈〈大义觉迷录〉〉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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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说来象是闹剧，但是其实不如是看作清朝官吏在文字狱问题上的一次技术、理论改革，经过雍正这一朝，发展出了所谓诛心论的文字狱指导理论，官吏也在几乎两年三次的文字狱集训中掌握了大量的办案“技巧”，用这些“技巧”作为给下一个血雨腥风的干隆时代的“盛世的献礼”。

干隆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时代

干隆执政六十三年，号称所谓盛世，而就是这个所谓盛世里上演了一出影响巨大的思想大钳制运动，不但把科举考试弄成了乌烟瘴气，把民间的遗书烧个干干净净，在文字狱方面更是集了大成，一百三十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狱总和还多！

如果说康熙朝针对的知识分子，雍正朝喜欢杀一儆百，那么干隆是把矛头针对了全社会，而且手段极为严厉。

江南名儒沈德潜，干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以后还赠送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可以说是荣耀已极，似乎无以复加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太子少太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来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干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干隆一生号称作诗四万多首，由此看出许多是有人代写的，譬如纪晓岚、沈德潜就是当枪手当的好而得宠的。这个十全皇帝自己还这样作弊，可想而知官场试场上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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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是在劫难逃，哪怕是人发疯狂言也遭到杀戮，干隆一朝所杀疯人妄语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人捕风捉影。尤其是牵连到民族问题则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干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满族，因此就治了罪。象这样的例子在干隆朝的文字狱里边是可谓是数不胜数。

另外，还有一件案子很可以深究——王锡侯《字贯》案。干隆自说自话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大有作为，其实是他在搞样板戏方面大有作为，比之康熙阻梗文化科技发展干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朝编写了康熙字典，王锡侯出于好心，认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于是花费十七年心血编写出字贯，意在读康熙字典有所补益。不想干隆得知以后，居然兽性大发将王锡侯立刻处死，还把字贯彻底禁毁。

由此事看出干隆其实并非真正热衷文化，而是要夺取文化上的最终解释权，最终方向权，也就是要彻底控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思想，所以他要四处搜书烧书，所以他不准西洋传教士来中国，所以他不准别人注解四书五经，所以他要编写四库全书，所以他要杀王锡侯，所以他要兴文字狱。

终干隆一朝文字狱来得比自古以来的任何时候都猛烈都深刻，这绝不是干隆心血来潮的暴戾体现，而是满洲封建统治阶层挖空心思弱化人民的长期国策，或者说长期阴谋。

结语

文字狱的高压政策看起来确实是效果显着，到嘉庆道光年间，即使再想找点茬搞点文字狱，所面对的也只是万马齐喑的暗淡局面，哪怕后来林则徐、魏源写一些开眼看世界的书也不敢让太多同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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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干隆还没玩完，川陕人民已经按捺不住心中怒火纷纷揭竿而起，紧紧接着的就是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武昌一呼，天下光复。

自从嘉庆开始，清朝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惨淡收场，不是他们自己想这样，而是时局迫使然罢了，时局是如何搞成这样的呢，无非从前的事情结出的恶果罢了，我想，其中一颗比较大比较黑的大概就叫做：文字狱。

❹ 清朝着名的文字狱有哪些受害者

清朝近人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4]。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除此之外，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发生了“明史案”，于两年后结案。
[编辑] 明史案
主条目：莊廷鑨明史案
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莊廷鑨，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着写一部史书。但又愧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着作。书编成后，莊廷鑨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敲诈不成，反去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莊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自14岁亲政后发生过一起较着名的文字狱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编辑] 南山集案
主条目：南山案
方孝标曾到云南做吴三桂的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着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着《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结果被人告发认为其着作中有“大逆”语。其实着作中并无真正抵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书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书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犯了清朝的大忌。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吏部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不过后来康熙下令只杀戴名世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百余人改为流放宁古塔。
雍正朝较着名的文字狱案件如“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
[编辑] 查嗣庭试题案
主条目：查嗣庭试题案
1726年发生了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查嗣庭试题案”。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出自《大学》。但这句话却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说“维止”二字乃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轻信大怒，令查嗣庭斩首。
[编辑] 吕留良案
主条目：吕留良案
湖南的曾静和张熙两个书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的着作中“华夷之辨”等观点的影响，到处进行反清活动。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告发。雍正下令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但却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其许多亲族、学生及刻书藏书者也受到牵连。同时，雍正帝将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一一进行了辩解和驳斥，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大员带领曾静到各地进行宣讲。
到了干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但自干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干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干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

❺ 清朝文字狱最着名的案件都有什么呢

清朝文字狱 清代最着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共有两起：一起是“明史狱”。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着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都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着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着《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着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结果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清代文字狱中惟一的谋反案件，吕留良、曾静之狱，发生在雍正皇朝。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子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后来他索性到寺院里，剃头当和尚，躲在寺院里着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后，更没被人注意。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俩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待同谋不成之下，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待。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直到干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由于干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多年的文字狱，在干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

❻ 清朝文字狱竟然这么危险，为何在干隆时代老提大明湖畔

因为大明湖的北岸有一座铁公祠，是干隆为了歌颂铁铉而建造的，所以清朝的文字狱当时并没有影响到大明湖畔这个地方。清朝的文字狱盛行，这已被许多人所证实了。因为它的缘故，无数文人受到牵连，有的甚至株连九族。在清朝，干隆时代的文字狱是最多的。据统计，清朝一共有200多起文字狱，其中130多起都是发生在干隆时期。

事实上，也许一切都没那么复杂，因为也许当时干隆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整治这个“大明湖畔”。因为在大明湖的北岸，有一座祠堂，叫做铁公祠，这是当年干隆为了纪念铁铉而建的。之后还经过多次修缮，可以看出文字狱并没有影响到大明湖畔，清朝还是十分尊重历代的英雄的。但是我想时至今日，大家听到大明湖畔的时候，想到的依然是那个撑着伞的夏雨荷吧。

❼ 清朝大兴文字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在顺治到干隆年间，文字狱在这个阶段达到了一百六十多次，而干隆甚至以修四库的名义来严查禁书在，最后导致很多的珍贵书籍都被焚毁了。同时因为文字狱，清朝时期的很多文人墨客，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因为文字狱，最后被贬官，最严重的还会被抄家灭族。

文字狱对当时的人民危害很大，而文字狱本身也只不过是掌权着为了稳固手中的权利，以此来限制那些思想者的冤狱而已。同时文字狱也给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那些选择读书的人，为了抱住自己的性命，最后只好苦读一些四书五经，以此来保全性命，而这样做的后果便是人才的大量流失。

❽ 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清文字狱案例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的文字狱并不多，“文禁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干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家灭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禁稍宽”不是说文禁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字大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着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习，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亲。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国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国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杀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官廉洁且颇有德政，深为康熙所重，此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颇有操守，未必肯为此等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着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

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但仍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成此冤狱呢？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到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最后一个崇祯的儿子（已经七十五岁了）以“他们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诛杀，而且杀了他的全部儿子。这段隐私，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个心病，戴名世居然对此不知忌讳，康熙也只好那他开刀了。

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的命运，可看以下资料：

方苞(1668～1749) 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 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干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 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 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着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 《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 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 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 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 。干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 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 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 幅进呈干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 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 、《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告密者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清史稿》载：“…….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