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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司馬遷簡介20字

司馬遷簡介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

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1)司馬遷圖片帶文字擴展閱讀：

司馬遷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司馬遷獨創性的經濟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慾望動力說，闡明了貨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農、虞、工、商並重，闡明了貨殖的重要性;三是主張放任開拓，競爭經營，繁榮百業，闡明了貨殖活動的多樣性;四是闡述了貨殖的規范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動對富國富家的意義，闡述了貨殖的規律性。

Ⅱ 司馬遷簡介越簡單越好!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被後人尊稱為「史聖」。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該書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
中文名： 司馬遷 出生日期： 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職業： 史官
主要成就： 編著《史記》，開創紀傳體史學 代表作品： 《史記》 別名： 司馬子長，太史公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龍門（今陝西韓城或說山西河津）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長，一說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他編撰的《史記》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的《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 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相當於現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早年司馬遷在故鄉過著貧苦的生活，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刻苦，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後來回到長安，作了郎中。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獲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報任安書）為了完成父親遺願，完成《史記》，留與後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於是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於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
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成就了《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即《報任少卿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Ⅲ 司馬遷的相關資料

司馬遷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於公元前87年，48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宮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補注1：關於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採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麼，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游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

補注2：司馬遷出生於何地？
《太史公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

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准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
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1、力求真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葯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准。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馬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贊賞。他當年游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吊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跡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里，贊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贊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游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隻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贊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跡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丑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里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後，與趙禹一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此治罪。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通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於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後，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3、史家絕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著。於是，一千多頭牛帶著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沖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著武器沖向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著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布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著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巨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沉掉所有的船隻，並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決一死戰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斗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抬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通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復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決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里。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麼假王呢？"這里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採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迴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復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徵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跡，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績咸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么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古史雜識之 不可鄙薄司馬遷

葛劍雄先生《貨殖何罪》（《讀書》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縱橫恣肆，古今事例信手點化，可謂文理俱佳，令人獲益匪淺。但說「深感太史公的遠見卓識，不僅在一般學者之上，也比當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擬不當的意味。司馬遷何止比現在某些史家高明。關於為史一道，司馬遷無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識。再往寬泛處看，司馬遷身後還沒有任何學人能在對歷史、社會、人事諸多方面的綜合把握上可與之比肩，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這一點應該說也做到了。恕筆者孤陋，似乎還沒看到什麼人對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自許說三道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應該算是完成了聖人般的事業。既然司馬遷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過哪怕片刻，如同孔聖人般的社會崇敬呢？答案是，從來沒有。於是，司馬遷又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命題：為何寫出過「聖人級」專著的作者，得不到聖人級的待遇？之所以要這樣說，是因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絕不會轉換成「才深感孔夫子的遠見卓識……也比當代的某些……高明」。而且從古至今，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轉換句式。

其實，司馬遷留下的這個命題，他自己已先行破解過，他說：「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報任安書》）原來大質已虧的刑餘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資格。所以，司馬遷又說：「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看來司馬遷椎心疾首還不僅僅是因為塵世間的屈辱以腐刑為最，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創，其人其書再也不會被後人視為聖人聖物。果不其然，不僅後世學人每每發出「史遷不察」之類的詞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覺地將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馬遷這桿大秤掂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的偉大不僅在於能打理前史，也在於其能預見其身後之事。當人們為司馬遷驚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噓不已的同時，又免不了墮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後仍延綿不去的世俗觀念中去，從而不會以虔誠的崇敬面對司馬遷。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司馬遷已先行預見了兩千年之後的世態，但也無法料定自己的命運。或許會有人說，司馬遷受宮刑是咎由自取。這種認識無疑是指責司馬遷燒糊過洗腳水，完全是厚顏無恥地替統治者的殘暴張目。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漢代也是尋常之事，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衛將軍驃騎列傳》里就記有一個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聞失侯奪爵。所以對司馬遷的受刑原由還應當遵從他本人的說法，即「上以為仆沮貳師」，也就是蒙受了莫須有的腹誹罪。因此，可以斷言，兩千年前司馬遷蒙受的冤屈，是.的罪過。

當然，葛先生絲毫沒有認為司馬遷是罪有應得。這可以從文章處處表現出來的對.統治的厭惡及對司馬遷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結論。但葛先生的無意識還是受了世俗觀念的影響，以至於他把自己不以為然的人和現象與司馬遷扯到了一起。須知，不論對什麼人來說，只要能與司馬遷放在一處較高下，都是一種抬舉，而不是相反。另外，有關貨殖問題，胡適先生曾有過與葛先生類似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

Ⅳ 司馬遷的資料

1、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 。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2、評價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Ⅳ 有關於司馬遷的資料

司馬遷（約前145～前90年)，卒於公元前90年，56歲終。字子長，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今陝西韓城南），縣名，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盪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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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於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於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於准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於李陵後面沒救兵，而且教單於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於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編輯本段]生平
生平簡介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盪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於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於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於准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於李陵後面沒救兵，而且教單於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於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准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葯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准。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編輯本段]祠墓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里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築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豎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築「禹王廟」、「彰耀寺」、「三聖廟」等，現已辟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築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台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 「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雲，如臨仙境。
[編輯本段]憶古思今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著眼於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一是可以通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於後一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贊嘆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范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范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系？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系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闢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系和區別：因有聯系，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系，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涌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准，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准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准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後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里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著重於人們為什麼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麼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繫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繫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
[編輯本段]補充資料
補注1：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採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麼，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游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司馬遷生平經歷的爭議很多，出生年代是爭論最多的。
司馬遷擔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也是他削弱丞相權力的權謀。太史公具體職權不同於西漢漢宣帝以後到東漢時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他的女兒是漢昭帝丞相楊敞夫人，《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直到漢宣帝時候，太史公這個職務才不再由司馬遷子孫擔任，所以也有認為司馬遷沒有被漢武帝判處宮刑，漢武帝這樣迷信的皇帝不會把自己為崇天敬神設立的太史公下蠶室。很多史料也記載李陵只是司馬遷薦舉任職，而司馬遷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兼中書令，去世後他的子孫依然以世官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廢除太史公，降為太史令，取消了司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西漢的漢文帝時已經廢除了肉刑、相坐的刑法，司馬遷不論是因為替李陵辯解（並非詛咒貳師將軍），還是因為薦舉了李陵而獲罪，都不會被問死罪，而所謂漢景帝本紀言辭的問題也不存在，在當時史官是獨立於皇帝的，皇帝無權察看史官的記載，司馬遷記載的漢朝很多惡行實錄，都是在這種中國古代的史官特權下得以保存下來，直到東漢時期皇帝才開始干預史官記載，設置蘭台令史負責史書，不再讓太史負責記載歷史。漢武帝對太史是非常尊敬的，不僅提升為太史公，而且由司馬氏作為世官世襲，司馬談、司馬遷，以及司馬遷子孫一直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
補注2：司馬遷出生地的爭論
《太史公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Ⅵ 司馬遷的所有資料30字

司馬遷（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 。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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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相關明細

年幼的司馬遷在父親司馬談的指導下習字讀書，十歲時已能閱讀誦習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

司馬遷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Ⅶ 司馬遷的介紹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後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郎中守衛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捕下獄，做了中書令。他按照漢朝法令的規定出錢贖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55歲那年最後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8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又作《報任安書》，記述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發憤修史的抱負。

司馬遷卒年及其死因真相

我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生長在西漢武帝時代，曾任太史令，因為李陵降匈奴事辯護而觸犯武帝忌諱，遭受腐刑。被刑後，他懷著極大的悲憤和憎恨的心情，堅持完成了五十萬言的歷史巨著——《史記》。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展示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西漢武帝時代的三千年的歷史畫卷。《史記》問世以後，歷代都有專門研究《史記》和研究司馬遷的學者，國外也不斷涌現研究《史記》的專家，可是對於司馬遷的卒年和死因這個問題，由於史料的缺乏，始終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正史中未載司馬遷卒年，有人認為這是司馬遷善終的證明，也有人認為這恰恰說明司馬遷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問史記集解東漢學者衛宏漢舊儀注雲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也有相類似的記載有 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是因作報任安書而死的且死在作報任安書的當年據王國維考定報任安書作於太初四年郭沫 若認為司馬遷下獄的事世上必有流傳，故衛宏、葛洪均筆之於書。衛宏和葛洪都是當時頗有名望的大學問家不會無中生有歪曲事實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中嘆息 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極刑指腐刑之後又不能自保其身這說明司馬遷不是自然之死桓寬鹽鐵論周秦篇文學讀書人 所言：一日下蠶室創未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 憫鹽鐵會議召開於西漢昭帝始元六年離司馬遷生活年代相去不遠漢書載司馬遷被刑之後，又「尊寵任職」，為中書令（皇帝的御用秘書），可說是「載卿相之列。」郭沫若認為《鹽鐵論·周秦》篇中的既「下蠶室」而後又「就刀鋸」，就是暗指司馬遷的再度下獄致死之事。
對此，有的學者則提出異議。目前尚存有關衛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馬遷行事的記載，共有四條，經考證，至少有兩條不符合史實，故衛宏說司馬遷「下獄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證。古人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漢書》嘆司馬遷「既陷極刑」，不「能自保其身」，應當從古人的這種含義上來理解。《鹽鐵論·周秦》篇文學之言與司馬遷根本風馬牛不相及，「下蠶室」之後又「就刀鋸」，原意只是指一種刑罰所造成的社會不良風氣，乃證明漢武帝嚴峻之治的無效，不能解釋為司馬遷兩次下獄。
也有人認為司馬遷可能死於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獄」。巫蠱案發於征和元年，身為治巫蠱使者的江充與衛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駕後為太子所誅，遂大開殺戒以借機剪除太子，太子殺江充後自殺，武帝窮治巫蠱之獄，轉而窮治太子死之獄，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後死者達十幾萬，司馬遷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蠱之獄」的殉難者之一。這場災難，牽及到當時許多文武官員，司馬遷恐怕也難以倖免。又據《史記》記事內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還有記事，征和三年後無記事，司馬遷很可能是《漢書》所雲「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的犧牲者。
還有人主張司馬遷死於武帝之後。西漢學者褚少孫曾說過「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史記》各篇里有漢世宗的謚號「武帝」。「武帝」系漢世宗劉徹死後，後人所追封，如司馬遷死在武帝之前，怎麼會知道這謚號呢？有人考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駕崩僅四年，從《報任安書》的內容來看，知道當時《史記》尚未全部完成，此後必有修整補輯，故涉及到武帝的專訪，必稱謚號，則不足為奇了。
總之，司馬遷到底是「有怨言，下獄死」或是為「巫蠱之獄」所累及，還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後，壽終正寢，目前尚無明文信史作據，有待於今後新史料的發現和人們的進一步研究。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准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陝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准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top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准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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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司馬遷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 。
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
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Ⅸ 有關於司馬遷寫史記的圖片

司馬遷是怎樣在昏暗的油燈下發憤寫史記

Ⅹ 司馬遷世系表是什麼

就是用它來排輩份的，也就是說有的大家族用來每一輩人的名字里帶一個字。